杨祖陶:读Tang Yijie《瞩望新轴心时期》:21世纪文化发展新构造

图片 6

图片 1

2000年,我已经73岁了,到这个年龄要想写一本大的专题研究着作是有一定困难的。那么,我如何安排此后的学术生活呢?此前,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就有个想法,到晚年是否可以编《儒藏》。因为前人已编有《佛藏》《道藏》,而无《儒藏》,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似有欠缺。而且就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情况看,儒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之于佛道要大得多,因此,纂辑一部《儒藏》,早晚是应该做的。但是,我又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常常在思考一些哲学问题。遗憾的是,由于自身的天分和外在的环境,我没能使自己所思考的哲学问题系统化,而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就是说,到了晚年,我一方面想编《儒藏》,另一方面还在思考一些与现实有关的哲学问题。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学术生活,也许两方面都做不好。

进入专题: 汤一介
  新轴心时代
 

图片 2

汤一介以20分钟的发言回顾了自己至今的哲学研究方向。
十卷的《汤一介集》包括《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在儒学中寻找智慧》、《思考中国哲学》、《面对中西文化。而在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看来,对外而言,汤一介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界对外交流最主要的代表,也是中国哲学界在海外影响最巨者。三十年思考之哲学问题在昨日会上,汤一介以20分钟的发言回顾了自己至今的哲学研究方向。“真善美”便成为他的思考角度:不仅在1984年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更在198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上,指出中国哲学的主题和精义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分别与真善美相对应。第二,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人的哲学、人的社会性的哲学。

新近出版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一书,收录汤一介先生于新旧世纪之交所撰论文、书序、演讲以及访谈三十余篇,探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儒学第三期发展等问题;尤其标举反本开新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指出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在于紧紧抓住当今中西文明对话、激荡的契机,反思、自省其传统,打通中西古今,从而使国人在华夏文明丰厚遗产的基础上重构核心价值理念。

正巧,2002年,教育部有个重大的哲学与社会科学攻关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我想,干吧,不管我是否能看到它完成,一旦启动,总会有人接手做下去。2003年,《儒藏编纂与研究》这个项目北京大学中标了,并由我出任该项目的首席专家。

杨祖陶 (进入专栏)
 

汤一介先生审读《儒藏》

中国哲学;思考;学术;儒学;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编纂;文化;哲学研究

汤一介的另一重要命题是世界各国家、地域的文明共存、中国哲学所独有的天人合一、普遍和谐、内圣外王等学说,正可为当今人类解决矛盾冲突提供十分有益的思想根源;而以两希文明为基干的西方现代文明、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相互交流、相互融通的基础上,定当迎来人类的又一崭新的轴心时代。

由于长期从事学术研究而形成的习惯,我仍然在关注和思考与现实学术发展相关的问题,因而,在进入21世纪后,我还是写了若干篇哲学与文化方面的论文。在这本集子中,我从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文中采择19篇。另有一篇《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是1983年为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发言稿。先前,我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对中国佛道两教的研究,此次发言令我转而对儒学发生兴趣。这篇小文也许对读者了解我的思想发展过程有所帮助,故此作为附录选入吧。

图片 3

汤一介:

图片 4

为什么要出版《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作者汤一介坦言,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在中西文化和哲学的比较中,发现了有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已经进入老年了,但我还可以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也许会有点意义。”

本文集中还收入6篇我为前辈及友人着述所写的序言,读者或可从这些序言中看到我思考问题的路子。为什么我特别关注中国的经学?盖“五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它是夏、商、周三代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传统之中,代代相传发展到今天。我为什么特别关注儒家?由于自先秦起,发端于孔子的儒学自觉地继承、阐扬着“五经”的基本精神,在此后的我国社会诸多方面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它的身体性命之学开启了天人合一、普遍和谐、内圣外王之道的中国独有的哲学体系,无疑是华夏文明得以繁衍、成长的精神支柱。我为什么特别重视西方哲学文化对中国哲学文化的冲击的积极意义?正是在这一冲击下,我们才有了一个反思、自省其哲学传统的契机,让我们知道应该继承什么,扬弃什么,吸收什么,从而使中国哲学文化得以在现时代反本开新。反本才能开新;尤为重要的是,反本是为了开新。

    

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年轻时我喜欢读中外文学着作。由于读了一些名着,我对人生、社会产生了许多问题,因此我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来思考。于是,我选择哲学系,希望能了解到中外哲学家思考的哲学问题及其思考哲学问题的方法。为了积累知识和教好课,我购买了不少书,有五万余册。当然,我认真读的书也就是几百册,其他翻翻而已。在开始写作时,我大体上就是从思考的问题展开的,但此后因环境的变化,思想被一条绳子束缚住了,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两代学人遇到的问题。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学术历程中是有“自我”的,但在50年代后则失去了“自我”,只是到80年代又找回了“自我”。因此,严格地说,我是80年代才走上学术研究的正轨。


发布会上,87岁高龄的汤一介用20分钟的发言回顾自己至今的哲学研究之路。三十年不断的思索,使其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中国哲学史大家。

另一方面,“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我就必须爱我的祖国的文化。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而且,只有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文化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本文集收录了部分报刊记者对我的访问记。这些访问记在发表前大体都给我看过。之所以收录这些访问记,目的是要让读者了解我写作的背景。我写文章大体上都是由问题引发的,而这些问题又常常与我对历史和现实的所思、所感密切相关,我往往是有所思而发。我想,从这几篇访问记,读者或许可以对我为什么写这些论文的原因有所了解。

  
近读学长、至交,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寄赠的大著《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深受教益与启发。

在80年代后,我头脑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作为哲学家还是哲学史家两个虽有联系但却很不相同的方向,我是向哪个方向发展呢?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个问题。因此,在75岁以后,我一方面主持编纂《儒藏》,另一方面仍然在思考和研究一些哲学问题。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创构一种有重大意义的哲学体系。但思考哲学问题的习惯,使我还是在关注某些哲学问题,只要有时间我就把这些问题写作成文,作为我思想的记录,也希望得到同行的响应和批评指正。

图片 5

汤一介从这两个前提出发,在年届八旬之际思考,“我为什么考虑要建设中国哲学,就是有鉴于现在我们的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基本上用的是西方解释学的架构,而不是中国解释学的架构。”

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往往可以不断地探讨下去。然而,学术问题必须是在自由的气氛中进行探讨,才可能真正取得进展。当前,我们的学术研究与理想的境界还有一定距离,还不能做到什么都可以拿来讨论,这对学术的发展并非有利,希望能有所改进。我自知学术基础并不很好,而且也并非天分很高的人,文集中难免有错误,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我会抱着知错必改的态度来接受的。

    

图片 6


《汤一介集》共十卷,300余万字,收录了汤一介初入学界至今的著述和演讲等,全面展现了他的思想轨迹与学术贡献。

从时间上讲,中国对经典的解释并不比西方晚。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有注释《春秋》的《左传》,有注释《易经》的《易传》。“我们解释经典的历史很长,有丰富的资料。能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解释学?”汤一介有了这个想法,这多半缘于他对西方的了解。

2013年8月29日

  
汤先生将自己的见解戏称为”非常可怪之论”,这样的”非常可怪之论”在书中层出不穷,美不胜收

《汤一介集》 汤一介 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昨日在《汤一介集》的新书发布会上,87岁的哲学家、思想家汤一介如是说。

马克斯·韦伯有一本经典的传世之作,讲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过之后,汤一介想,能不能有一本书来讲述中国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他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我能写一篇关于中国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文章,从中国儒家伦理中发掘一些有用的资源来塑造我们现代的企业家精神,可不可以呢?”基于这种考虑,汤一介写了长达万字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一文,收录在《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中。

(本文系作者为其新作《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一书所写序言)

  
厚重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这部著作凝聚了汤一介先生围绕这一主题的各种形式的文章30余篇。它们探讨和阐述了本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格局、中国儒家哲学的现代化、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儒学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等大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观点。

《汤介集》的出版,对于中国的哲学界和整个学术界,对于关心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每一位读者和学者,对于整个学术共同体,都是一件大事。

《汤一介集》共十卷,300多万字,收录了汤一介开始学术道路以来至今的著述和演讲等,展现其思想轨迹与学术贡献,也折射出我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昨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汤一介集》新书发布会与学术座谈会。

一般人认为,西方是法治国家,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人治国家。汤一介在新近读过的一些书中看到,中国维持中国社会、中国政权靠的是礼法两套。他说,在孔子的《论语》中讲过,在《礼记》中也有,在“二十四史”中同样可以看到每一代正史中都有“礼乐志”和“刑法志”,讲述中国人用礼乐和刑法治理国家。“我就想到,能不能考虑中国传统的礼法合治的社会特点在什么地方?对于建设人类和谐社会有没有贡献?”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一些很有价值的论述中,汤一介反观中国哲学中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来研究。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同样对人类社会有重大的贡献。

  
例如,在《寻求文化中的普遍价值》中,作者提出,人类文明传统将经过三个彼此衔接的时期:从前现代社会的”专制为体,教化为用”的过去走到现代社会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的现在,再走向后现代社会的”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的未来。作者将自己的这种见解戏称为”非常可怪之论”。这样的见解、观点或思想,在本书中可谓层出不穷,美不胜收。

一个卓越的学术共同体,其成员不仅有卓越的学术贡献,而且有卓越的学术精神;他们对于学术共同体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们说什么,而且在于他们怎么说。汤一介先生的学术贡献,收入文集的那几本已成当代经典的着作如《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中,已有充分体现。汤一介先生的学术精神,在这套10卷文集中,有多角度多层次的丰富呈现。

承担学术责任 也承担社会责任

比普通读者先读到《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的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说,我从汤一介的着作中深深地体会到他对中华文化的那种热爱,那种家国情怀,尤其是他有一种世界的眼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刘明清感受到汤一介正是在做这样一份崇高的工作。

    

“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年轻时我喜欢读中外文学著作。由于读了一些名著,我对人生、社会产生了许多问题,因此我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来思考。于是,我选择哲学系,希望能了解到中外哲学家思考的哲学问题及其思考哲学问题的方法。”在本书前言中,汤一介介绍自己选择哲学的原因。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说,汤一介在这部最新作品里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自己是这三者之间融合的典范”。书里特别强调要打通或者融会古今中西,其中特别有一篇文章讲到,也要打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史哲的相互融合。

   21世纪人类文化的格局绝非天外来客,而是有其历史的渊源和进程

我自己虽然并没有很多机会向汤一介先生直接请教,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聆听他的讲演,拜读他的论着,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汤先生不仅是着作等身的学者,也不仅是德高望重的长者,而且也是一位好学善教、重情讲理的普通的学界同行。

汤一介生于1927年,祖父汤霖是前清进士,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因家学影响,汤一介一直对中国儒学、道教、佛教感兴趣,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现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其夫人乐黛云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

“汤先生的哲学思考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样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中国的文化和哲学面临着一种危机、转机,当然也重新有了一种希望和创造的时代,如何去理解中国,去理解中国文化中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思想资源。”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以学生身份评价汤一介说,“汤先生研究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家,不管做什么工作,最核心的,就是面对当代和未来新的中国文化寻找一种根基。”“汤先生对中国的思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始终用世界的眼光去看中国。”收在《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中的论文,包括汤一介所有其他着作里所表现的那种西方文化的视野,包括对印度、对伊斯兰文明的视野,都给后来者指明了一个方向。

  
汤一介先生将21世纪称为”新轴心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对于存在主义创始人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而言是一个新的飞跃。雅斯贝尔斯把公元前5世纪前后称为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流传至今的看法。这些思想家就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他们的思想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是那个时代的四大思想轴心,形成了历史长河的不同的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

1994年秋天,华东师大庆祝冯契先生80岁寿诞,汤一介先生寄来一篇文章,谈冯契先生早年《智慧》一文对他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影响。两年以后,当时我作为华东师大哲学系主任编选一本文集,纪念1995年春去世的冯契先生,从汤一介先生那里索要到了一份长篇论文,其中详细论述了冯契晚年撰写《智慧说三篇·导论》的重要价值。这篇文章收入在《汤一介集》的第6卷,这一卷的书名是《思考中国哲学》。

十卷的《汤一介集》包括《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在儒学中寻找智慧》、《思考中国哲学》、《面对中西文化》、《有话要说》、《深夜一盏灯》、《和记者谈心》。除第一卷外,其余均为汤一介自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思考、随笔访谈,每一卷卷首均有作者自序。

汤一介一直说:“我不是一个哲学家。”如果把哲学看作一种思考,一种思想,一种思想的旅行,汤一介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王博说,从20世纪80年代起,汤一介就力图突破这样一个框架,对哲学概念范畴进行思考,对真善美进行思考,并且进一步从哲学走向更大的文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后来,汤先生特别关注中国文化的根本,关注经典的诠释、经典解释学,这是整个中国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根基。”

  
作为对轴心时代之新飞跃的新轴心时代,即21世纪的人类文化的格局绝非天外来客,突然出现,而是有其历史的渊源和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殖民体系的逐步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面临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来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语言、宗教、价值观等)正是确认其独立身份的重要支柱。这些国家和民族也就进入了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的时期。现在我们注意到,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各民族随着其经济发展的同时必定要求发展自己的文化,从而形成人类社会文化多元(或多轴心)共存和发展的新局面和新格局。但是,新轴心时代的文化作为一种新飞跃仍然是轴心时代的文化的继续,它不排斥、而是预定与轴心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之间有必然的继承性联系。比如,当前的”欧美文化区”是轴心时代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文化传统的新发展;”东亚文化区”是轴心时代中国孔子、老子思想文化传统的新发展。汤一介先生认为,欧美、东亚、南亚、以色列文化区和伊斯兰文化区这五大文化区将成为推动世界文化前进发展的主要动力。

我觉得,不仅在汤一介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思考中,而且在他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思考中,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思考中,都体现了一个优秀的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宝贵品质。

在汤一介的自我判断中,他认为自己在1950年代后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我,从一个怀抱“哲学家”梦想的人,变成了一个“哲学工作者”:“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

从2003年起与汤一介共事10年编纂《儒藏》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钦善说,《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收录的文章体现出汤一介拥有一种真正学者的恢宏胸襟和高瞻远瞩的大视野。最为重要的是,汤一介还勇于担当。这些都集中体现在汤一介经常讲的“事不避难,又不逃责”的人格风范和学术品格上。

    

一是学习和创造的统一,如汤先生对冯契的智慧说的评价,对余英时的内在超越观念的发挥,甚至对自己的研究生关于“儒家神话”的研究的重视,等等,汤先生总是急于承认他受惠于其他学者之处,也总是努力“接着讲”而不是仅仅“照着讲”。

对于自己的学术成果,汤一介自谦为“知道自己不可能创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哲学体系。但思考哲学问题的习惯,使我还是在关注某些哲学问题,只要有时间我就把这些问题写作成文,作为我思想的记录”。而在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看来,对外而言,汤一介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界对外交流最主要的代表,也是中国哲学界在海外影响最巨者。对中国哲学界而言,汤先生则总是力主提出大问题、大方向,推动学科的进步。

汤一介所瞩望的新轴心时代,是一个人类普遍性道德价值与世界秩序重新肯定与建立的时代。“《瞩望新轴心时代》的书名就包含了反本开新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蒙培元说,汤一介对反本开新的这个“本”,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和分析,他提出天人合一,但没有说这个“天”是不是一个本体,是不是一个实体。“这表明汤先生的思想既留有余地,同时又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

  
汤先生认为,霸权主义和部落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潮流都有害于新型的文化多元共存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二是坚守与开放的统一。汤先生高度肯定冯契先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结合起来,这其实也是他自己一贯的努力,并且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与时下有关古今中西关系的不少偏见相比,汤先生的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除了学术研究,汤一介亦是一个积极行动者。2002年,他正式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2004年初,他任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开始启动工作。相比道家的《道藏》与佛教的《佛藏》,儒学文献没有类似的大型丛书,而《儒藏》旨在填补这一空缺。今年“五四”国家主席习近平造访北大时,接见了汤一介,向他了解了《儒藏》编纂情况。

(《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 汤一介着 中央编译出版社)

  
汤一介先生深刻地指出,21世纪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共存是在彼此矛盾、冲突和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中发展起来的。而在这进程中出现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两种对立的潮流,就是霸权主义和部落主义。

三是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汤先生关注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向度,文化建设的传统资源,传统复兴的世界背景,全球文明的冲突化解,既是他对学术责任的承担,也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他对个人遭遇、民族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体现了一位优秀中国学者的自信与自省的高度统一。还有,汤先生呼应费孝通先生的所倡导的“文化自觉”,他主持规模巨大的《儒藏》工程,都是这些年来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情。

“汤先生不仅关注文化建设的传统资源,也关注传统复兴事件的背景,这既是他对学术责任的承担,也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中国学术共同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童世骏昨日发言称。

   所谓霸权主义是指坚持文化的”西方中心论”,
即只承认和推崇欧美文化,而不承认和贬低甚至否定其他民族文化的倾向。所谓部落文化是指各民族中那种排斥外来文化,固守本土文化,提倡回归民族文化的倾向或狭隘心理。这两种倾向都有害于新型的文化多元共存局面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学术界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学术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规范的缩影和精髓。学术共同体必须是追求真理的,既不是争权夺利的,也不是无是无非;必须是高度负责的,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既不是袖手旁观的,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学术共同体也必须是和而不同的,既不是一盘散沙的,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汤一介先生对学术共同体建设所作的贡献,具有非常广泛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三十年思考之哲学问题

  
汤一介先生强调,针对这种情况有必要提倡和要求遵守两大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要承认和接受文化的多元性,即差异性这个客观的事实。第二条原则就是要承认和接受各民族文化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罗素语)这一历史的客观的事实。例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的产生和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相交汇,一方面产生了外来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即中国化的佛教文化,如天台、华严诸宗;另一方面儒学在接触和接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后,产生了以宋明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总之,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必须批判和克服排斥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

在昨日会上,汤一介以20分钟的发言回顾了自己至今的哲学研究方向。在1980年代,汤一介比较关心的有两个问题,一是真善美问题,二是中国哲学的框架问题。汤一介表示,1980年代上半叶,因为对牟宗三“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说法有所保留,他开始从其他角度思考中国哲学的主题。“真善美”便成为他的思考角度:不仅在1984年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更在198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上,指出中国哲学的主题和精义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分别与真善美相对应。

  
针对上述两种倾向,汤一介先生独具慧眼指出,看待和处理人类文化多元共存和发展的正确原则应是中国儒家提出的以”和为贵”为基础的”和而不同”。就是说21世纪人类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既能够也应当在”普遍和谐”中进行,既能够也应当以多元发展的普遍和谐为目标和前景。

在《汤一介集》结集出版之时,我又重读了我的导师冯契先生一篇题为“忆在昆明从汤先生受教的日子”的文章。在冯契先生的文字中,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篇。这篇文章描述了冯契先生当时作为研究生在昆明郊区读书的情景,其中的一些场景,尤其是从司家营到麦地村到汤用彤家向先生求教的场景,让我羡慕不已:

1980年代下半叶,汤一介则根据余英时“内向超越”的启发,思考中国哲学的传统框架问题。相对外在超越的西方哲学,而中国哲学的取向则是内在超越。汤一介认为,东西方哲学的差异,可以说是人生境界的问题,但人道还应提升到天道的高度来认识宇宙和人生的问题。“因此我提出和谐问题。内在超越如果落实到实践上,人的自我道德的提升,就是在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实践,如果不落实,则没有实际效应。内在超越是一个中心,往上提升到和谐,往下落实到政治、社会实践,这三个问题构成中国哲学的框架。”汤一介介绍。

    

“1941年夏我大学毕业,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便搬到司家营庆华文科研究所去住。当时冯友兰先生家在龙头村东端,金岳霖先生和钱端升先生家住在一处,在龙头村西端,汤先生家在麦地村,处于司家营和龙头村之间,相距各约一里。读书有疑问、有心得,便想找老师请教、讨论,心情往往是迫切的。通常,有关西方哲学问题,我去问金先生;有关中国哲学问题,我去问冯先生和汤先生。但到冯先生家路稍远些,到汤先生家路最近,晚饭后在田间散步,一会儿就走到麦地村了。汤先生也欢迎我去谈天,我提出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或者给我指点,叫我去查什么书;我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总是耐心跟我讨论,使我感到无拘无束,所以每次去,我都觉得有所得。渐渐的,去的次数多了,交谈的范围扩大了,跟他家里的人也都熟悉了。”

1990年代,因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汤一介又开始思考“文明的冲突”的对应面:文明的共存。他认为如果文明不能共存,世界将会混乱、人类彼此争夺。这一时期他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国现代哲学的转型问题。在1980年代后期,有说法认为激进主义派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汤一介则认为,包括激进主义派、自由主义派乃至保守派等在内,共同组成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前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世界,后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中国,应该如何来理解、如何来创新我们的哲学。”

  
汤先生所主张的各民族的文化普遍和谐共存的理念体现了他观察处理世界性复杂问题的深邃眼光

这篇文章也提到了当时正在读中学的汤一介先生:“那时一介和他的妹妹都还小,在上小学和中学。家务是由师母一人承担的。”对师生之间这样的亲密无间的谈学论道,冯契先生充满着感情:“有时,谈得兴致来了,一直谈到夜阑人静;我踏着月色从田间小路归来,确实觉得体会到了‘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把这篇文章与《汤一介集》中的许多文章放在一起读,包括与有关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老师共同生活的文章和访谈放在一起读,一个卓越的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学术能力是如何训练的,学术传统是如何承续的,学术交往是如何实践的,学术边界是如何超越的,等等,我们可以由此而有许多了解。

进入21世纪,汤一介更多思考的是哲学理论问题。自1990年代末开始,他考虑创建中国自己的阐释体系。在他看来,当前对经典的解释,无论哲学、宗教、艺术等,都是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而面对中国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料,以及解释经典的经验、方法与理论,他在思考创造中国的解释学。

  
汤一介先生所主张的各民族的文化或文明普遍和谐共存的理念体现了他观察处理世界性的复杂问题的深邃眼光和博大胸怀。而他的这个理念是在与美国学者亨廷顿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进行争论和对其进行批评或批判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

当然,汤一介先生成为学术共同体优秀成员和优秀领袖的许多条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可遇而不可求,或者说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汤一介先生的言传身教,《汤一介集》收入的论着谈话,如果我们认真学习、认真仿效的话,还是可以得到不少弥补的。

另一个问题,则是“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家精神”,这是他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深感在中国没有建立起一个当代资本家的精神家园,因此思考能否根据儒家伦理,来建设现代企业家的精神。

  
按亨廷顿的观点,不同文化之间必然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引起战争。汤一介先生以现实和历史的事实为依据批评了这种观点,认为现实和历史中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尽管有时也包含有不同文化的因素,但引起冲突或战争的并非这些文化因素,而是政治和经济的原因。现实和历史表明的是与亨廷顿所主张的相反的情况:不同文化或文明可以共存而不致引起冲突,更不用说引起战争了。各民族的文化是能够在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推进中向前发展的。汤一介先生做出结论说:”所以’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的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
(本书第63页)他进一步指出”文明的冲突”论实质上是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在政治上是为”新帝国”的利益服务的。

第三个思考重点,则是他读了雅思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后,认为人类必须追求新轴心时代。这其中又涉及儒学与普世价值的关系。汤一介认为,应该将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分开,普世价值在各种文化中都有它的因素,而普世主义则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东西,认为只有西方的价值理念才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而后现代主义虽然瓦解了西方的现代性,但只有瓦解,没有建设,而儒学则可能带来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

  
汤一介先生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新轴心时代”的新概念,深刻地阐述了作为新轴心时代的21世纪文明所面临的种种复杂形势,并在和而不同中,努力探讨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他关于给中华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在全球文明中有一个恰当”定位”的系统论述,实际上是希望中华文明能给世界文明做出重大的贡献,对此,我是十分赞同的。

从哲学家到哲学工作者

    

第一次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时,一位台湾学者曾问汤一介,为什么你发言中没有一句马克思主义?汤一介回答:“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我的每句话都是马克思主义,只是你没听懂。”

   (杨祖陶 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台湾学者继续追问,马克思主义与汤一介所强调的儒学的关系,汤一介回答:“第一,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的哲学;第二,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人的哲学、人的社会性的哲学;第三,就是儒学跟马克思主义都是一种理想主义,努力要达到公平、正义、平等、和谐。”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汤一介是近30年来推动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重要知识分子,推动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成为哲学中最成熟、最独立的学科。“我国哲学大部分的创制和建构是由马哲承担的,在马哲这个学科能看到很多所谓的哲学家,但大多数是绝对比不上汤先生的。”

   附注:

汤一介是1949年入党的老党员,中学时期起他便开始接受共产主义,一度还有去延安的计划。大学毕业之初,汤一介还在北京市委党校开设党史与马哲课程。

   本文原载2014年8月19日《北京日报》理论版,是北京日报理论版编辑根据我在《沉思网网》上的相关原稿文章的内容摘录和缩写的,红色字体是报社突出的。

1958年,乐黛云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时,汤一介每封信仍坚持称“乐黛云同志”。“文革”开始后,汤一介被打为“黑帮分子”,但即便如此,他也还是“自觉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一切听毛主席的”。

   晴天霹雳!虽然知道汤一介先生一直抱病工作,参加多种大型学术活动,没有料到他虽然与夫人乐黛云教授度了最后一个特殊的中秋团聚,却没有等到教师节,就走了。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后,被隔离审查的汤一介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后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老鸟,汤一介先生远远地飞走了,不会飞回来了,留下相濡以沫60余载的乐教授,其悲伤与痛苦令人心碎。但是作为学者的乐教授却以异常平静的心情发来邮件:”杨工
,静宁,老汤已于9月9日9时离开尘世,归于极乐”。她的坚强与理性令人感动;以后看到她平静地清理一介兄的遗物的照片;又看到她在汤一介先生灵堂泣不成声的照片,她要求把哀乐改成汤一介先生生前喜爱的古典音乐,她强忍悲痛处理要做的各种身后事,显示了她作为大学者的风度与坚强意志。

在《汤一介集》中,第一卷《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收录的是他开始哲学研究到“文革”之前的论文。本卷的自序,也是十卷中篇幅最长者,汤一介详细介绍了从小读书、思考的经历,为的是说明,自己如何从一个带着“哲学家”理想的年轻人,变成一个“哲学工作者”的。

   几天来我们和我们我海外子女都处于沉痛的悲伤之中,深感汤乐二位教授的风采、人格、成就给我家两代人的影响。我们找不出任何语言能安慰乐教授,我们懂得”离开尘世,归于极乐”的深意,我们衷心祝愿汤一介好友,学长一路走好。你的功照千秋的开拓创新的丰功伟绩,你的事不避难、义不避责的精神,你的温情和善的仁爱之心,你对朋友的真诚,你们一家对于我肖静宁和我们的子女的恩情我们永远铭记在心。我们为有你们这样的同窗至友而庆幸!

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存山介绍,汤一介最初给他们上的课,是1980年代初的“早期道教史的玄学”,“当时感受汤先生不是一般的渊博深厚”。而在读《汤一介集》的第一卷时,他才知道,“第一卷留下的是史料,告诉我们汤先生也走过一段弯路,1950年代的汤先生也认同过‘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农民革命的思想非常丰富’这样的说法。而他1980年代以后不断推出的成果,体现了自由之下的创造力。”

   我们的国家民族有你这样的以赤子之心返本开新、旧邦新命的勤奋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而自豪。你的一生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并作出重大成就,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有启发性的前瞻性思想,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和最高辉煌奖赏,你把自己的最后一息都献给了祖国的哲学、思想、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事业。

   安息吧!安息吧!

    

   杨祖陶 肖静宁 泣于 2014-09-13武汉
珞珈山麓

  

进入 杨祖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汤一介
  新轴心时代
 

图片 7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data/77816.html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