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 ——夏志清先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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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罗锦堂先生赴巴黎参加国际汉学会议, 中途于纽约转机,
作短暂停留。唐德刚甚为高兴, 将罗锦堂请到哥大附近一家餐馆, 尽地主之谊,
并邀同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好友夏志清同席。

只远远见过夏志清先生一面,在岭南大学的晚宴上,台湾的朱天文在旁,上海的须兰也在,香港的锺晓阳亦在,两岸三地的“张派作家”几乎都在了,只因那是一个关乎张爱玲的研讨会,没有人敢不来或舍得不来。
但并非是朱或须或锺把夏先生团团围着,而是另外一群女同学女粉丝,或坐或站,在老先生身旁,把老先生逗得很乐很高兴;而当然,言谈幽默的老先生轻言几句亦已把她们逗得笑不拢嘴。当时我的心里感觉是,幸好是老先生,而且是大名鼎鼎的老先生,而且是文学界教父级的老先生,否则如此言笑很容易让人误会或觉轻佻。
此说绝无不敬,而是佩服羡慕。“教父”地位是多年功力修炼回来的,付出很多,贡献很大,得到尊重与尊敬、保护与关护,理所当然,若得不到反而极不公平。对此,夏先生自己是明白的。因是明白人。
那年的张爱玲研讨会,王德威与夏志清皆来演讲,两位哥大教授,两代文学评论权威,各领风骚,不在话下。夏志清教授的讲题是“我在美国教中国文学”,娓娓细道数十年求学和教学生涯,非常动听。
当夜我写信给朋友曾有如此感慨:“夏先生极有幽默感,也极自负,演讲里对年轻学生直言,‘我希望做你们的榜样,你们应该向我学习’,说得爽快;他明白自己直言无畏容易得罪人,更明白,‘我的名气大,即使得罪了人,他们也拿我没办法’,说得够劲。古语说‘无欲则刚’,其实该加一句‘有料则傲’,以真材实料为后盾的自负,傲又如何?这叫做
知识的傲慢,没有的人是永远无法了解的。”
然而在傲以外,夏先生还有细心和耐性,懂得保护和关护他欣赏的人。别的不说,且看去年公布的多年通信,夏先生对张爱玲是多么体谅与包容,他支持她、鼓励她、维护她,但他和夫人约张爱玲吃饭,她竟不来,可说是比夏先生还傲,但夏先生完全没责怪,知其性者始可容其人,交朋友,不管年龄相距多大,都不容易。
夏先生的文学评论本身就是文学,不管是长或短,用字遣词皆精准,让专业读者和外行人都能被感染而信服而入脑。如他用一个“静”字形容沈从文作品,
“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夏志清的文学评论,又何尝不是?

壹.

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我和李欧梵先生夫妇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王德威先生主持的“翻译与东亚文学”学术讨论会。当晚,王德威在纽约有名的华人餐馆宴请夏志清夫妇、李欧梵夫妇、廖炳慧、施淑青等诸位先生,我有机会敬陪末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夏先生。
此前我跟夏先生已经有过书信往来,并约好这次到纽约跟他做一次访谈。夏先生是苏州吴县人,几十年飘泊在外,对来自家乡的人格外热情,一见到我,就满面笑容,用带着吴语口音的普通话大喊:你是季进,来来来,坐到我这边!那天饭桌上,夏先生点评人事,眉飞色舞,恣意率性,妙语如珠,引得众人笑声不断。笑声过后,他总会加上一句:“我有趣吧?”“像我这样charming的好人实在是不多了啊!”说完又得意又顽皮地笑起来,哪还有可能访谈?
第二天晚上,我应约来到夏先生的寓所。夏先生的寓所是一座纽约典型的旧式公寓,距哥伦比亚大学仅三四个街区,步行不到十分钟就到了。乘电梯上去,夏先生和太太刚刚吃好晚饭,夏太太热情地把我引到书房。夏先生的书房由两间大房间打通而成,四周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架,地上、桌上、沙发上,也堆得满坑满谷,走进书房,仿佛身陷书城。刚一坐定,夏先生马上拿出他最新出版的英文论文集《夏志清论中国文学》送给我。打开一看,上面已经签好名,可却不是我的名字,当下倒也不便提出,所好,夏先生马上发现搞错了,找出了赠我的那本,上面写着:“季进教授吾弟来纽约开会,以刚出版的论文集赠之留念。夏志清。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书里还夹了一页亲手打印的勘误表,薄薄的一页,却已尽显夏先生随意背后对学术的一丝不苟。夏先生虽说是名震海内外的大学者,可毫无架子,甚至还有些孩子气,加之昨晚已经见过,所以我们少了些礼节寒暄,就着夏太太送来的绿茶和台湾凤梨酥,开始了随意的访谈。
季进:夏先生,我寄给您的访谈提纲,您收到了吧?
夏志清:对对,我贴在墙上的。我的东西比较乱,所以重要的事情要贴到墙上。我们随便聊聊吧,不一定一本正经地谈话吧?
季进:对,随便聊天就行。
夏志清:你的博士论文是研究钱钟书的,钱钟书见过没有?
季进:没有,只有过通信。钱钟书一般不见人的。
夏志清:是不容易见啊。现在国内博士多不多啊?
季进:国内现在的问题是博士太多了,可素质比较高、能在学术有所发展的博士又太少了。
夏志清:土博士在国外名誉是不好啊。英文都不精,读什么博士啊。英文懂了才可以用英文进行学术交流,才能跟国外的Dr.媲美。当年我们读硕士就可以直接阅读英文了。你看钱钟书的牛津论文,什么名字的?
季进: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17th、18th Century.
夏志清:对,钱先生Oxford读的是B.Litt,不是普通的B.A.,相当于M.A.,或谓等于美国大学的一个Ph.D.,当然它的requirements没有这样多。反正他的论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要在美国拿个博士学位,不懂几门外语是不行的。不懂外语不懂理论,几乎就不行。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理论了,我是不大懂,也不看了。其实理论未必是好东西,看多了反而没有好处。你在看理论之前,如果没有相当的积累,反而会被理论牵着鼻子走。你说说为什么国内的外语就是不行?
季进:这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关教育体制、教学方式的问题。整个国家几代人为了学英语所花费的代价是惊人的,可实际效用却值得怀疑。
夏志清:会不会是教材、师资的问题?可以请洋人来帮忙嘛。当年我看到有一本英文教材用的竟然是毛泽东的东西,英文书上讲毛泽东干嘛?你讲莎士比亚、讲林肯,都可以啊。
季进:夏先生目前在做什么研究?
夏志清:我现在是一边休息,一边工作。这本C.T.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刚刚出来,香港一本书的清样到现在还没有校对,还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台湾版也在等着出版。我现在手上的文章起码还可以编两本集子。
季进:《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大陆版早就出了,怎么台湾版一直没出来?
夏志清:是我不好,改好以后一拖再拖。事情本来就多,来访问的人也多。总是没有时间。
季进:对对。您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凡是到了纽约,大家都想见见您,您也只有牺牲很多时间了。
夏志清:也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这么多年,因为我女儿的原因,她一九七二年出生后,我就一直没法专心做事情。并不是我不想做,是没法做啊。我在这本《夏志清论中国文学》的序言里也讲了,以前我从来没讲过。后来又是我自己生病,很多事情都耽搁了。比如《抗战文艺史》做起来应该很顺的,可是最后还是没有做成。只写了端木蕻良,其他没有写成。现在不少计划都没法完成了,像晚清小说也没有做完。当时写端木的时候,我就发现萧红了不起,张爱玲下来就是萧红的文章好,《生死场》、《呼兰河传》真是好得不得了。有一件事情可以告诉你,柳无忌晓得吧?他妹妹柳无垢在香港跟萧红是好朋友。我认识柳无忌,就写信跟他谈写萧红的事,问他柳无垢在哪里,我想问问关于萧红的情况。他一听,就说好啊,我的学生葛浩文也在研究萧红,我让他跟你通信。以前研究萧红的文章一篇也没有,是我第一个讲她好,我真是伟大。可是葛浩文博士论文也写萧红,如果我一写萧红,他就一点功劳都没有了。所以我干脆就不写了,让年轻人去写。做人品德很重要,有时就是要奖掖后进。有的人不管的,管你什么人在写,我只写我的,甚至老师抢学生的饭碗。我跟葛浩文原来也不认识的,后来通信,我也没跟他说过我本来要写萧红的。
季进:葛浩文就是以研究萧红一举成名的,后来把萧红的作品都翻成了英文。他现在也算是中国文学的翻译大家了吧?包括莫言、苏童、余华等人的大量当代文学作品都是他翻译到美国的,今天下午的会议上,葛浩文也在呢。
夏志清:这方面他做了不少贡献。要是其他人就不管他了,我写我的,可是我的东西写出来以后,人家就很难写了。像我写了张爱玲,讲出了张的好处,现在人家就很难写了。他可以翻译,可是要再评论就不容易了。
季进:对啊,这是一种高度。当年您讲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就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呢。
夏志清:有件事你可以讲一讲的,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讲了四个人啊,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还有张天翼。现在大家都只说前面的三位,可张天翼却没有人反应,这样优秀的小说家,为什么得不到大家的关注呢?
季进:您的《小说史》中专章论述的作家中,还有吴组缃、师陀也是大家不大关注的。三四十年代的讽刺文学,张天翼的成就是很大的。
夏志清:张天翼的长篇不行,主要是短篇写得好。在同期作家当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于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向,有如此清楚冷静的掌握。他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冗长的段落结构,他只是以精确的喜剧性来模拟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特别他运用起方言来,那绝对精彩。我每次都要提到他,可就是没有多少人响应。我明明讲了四个人,可大家后来只提前面三个,就是忘记了张天翼。有人说我是反共的,凡是共产党的作家都不好,这其实是冤枉,张天翼不就是左翼作家吗?
季进:您的出发点主要还是文学标准、艺术标准。
夏志清:是啊,我评判的标准还是文学的标准,这是我比其他人深刻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故意要把我定位成反共的学者。你看茅盾、吴组缃都是共产党作家,我的评价都很高,萧红也是啊,你看我这么捧她。我评断作家作品的好坏还是看文学价值的,没有完全用政治来定性。我当年写《小说史》的时候,没有机会读到萧红的小说,后来一看,真是了不起!所以我后来一直要提萧红,她是不朽的作家,几百年都不朽。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现在没有人提呢?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和张天翼都很有成就,张天翼甚至可能更伟大。沈从文刚出道的时候还是很嫩的,而张天翼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很老练。这个你一定要帮我写清楚,夏志清肯定的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我在《小说史》的结论里就说,这四个人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显示出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季进:从一种全面真实的文学史来看,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还有张天冀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给予合适的定位绝对是我们重返文学史的必然途径。可是,您也知道,八十年代以后,先后出现过“张爱玲热”、“沈从文热”、“钱钟书热”,这都跟您的《小说史》有着直接的关联。您是不是觉得这里面也有一种过热的现象?
夏志清:当然有啊,我是不赞成的,“过热”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现象。依我看,鲁迅也是过热嘛。我对鲁迅的评价是很低的,我们不说其他,单说学问就绝对不如他的弟弟周作人,周作人用功啊,懂好几种外文,文学方面都懂。鲁迅就懂一点东欧文学和苏俄文学,可是《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都不看。他最喜欢看的是一些画册、木版画什么的,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他是不看的。当然,像陀氏的最短的《穷人》他是看的。其实,陀氏真伟大啊,西方文学中最伟大的两位作家就是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季进:您的《小说史》里面主要谈的是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刚才我看到您书架上专门有一小排钱钟书赠给您的著作,您能不能谈谈对钱钟书学术研究的看法?
夏志清:钱钟书的学术,我谈不上什么研究,当年《谈艺录》一出来,就看他的东西。他对诗艺的研究、比较诗学的研究,是没话讲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说,他没我胆子大,我是综批中国文学。另外,他只讲古书,古书讲起来比较好讲,中国古代人与希腊罗马人,都差不多的。不过,钱钟书是真懂文学批评,他看的书很多很多,这方面我们没法比。在我认识的学人中,似乎没有谁比得上他的博闻强记,广览群书,像他这样的奇才,近百年来好像还没有第二人堪同他相比。钱钟书的书都送给我的,你看看,这本《管锥编》上的题字:“君胸具水镜,笔挟风霜。惟于不才,爱而忘丑,癖甚嗜痂。人必有疑汉庭老吏之徇情枉法者,桓谭所谓通人之蔽,非耶?屡承远赐巨著,图报无从,骊龙赐项下珠,小鱼抉目为酬,自知难混。一笑。”不得了,他是很感谢我的。这个题字我从来没给人看过,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就复印一份给你,你可以用,但不要多用,OK?
季进:多谢多谢。太好了!钱钟书给您的书信都保存着吧?有没有出书的计划?张爱玲给您的书信,您就整理发表过。
夏志清:钱钟书的书信是不能发表的,他骂人太多,凡是不喜欢的他都骂,这怎么能发表呢?
季进:您跟钱钟书四十年代见过,一九七九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又见过一面,您那篇《重会钱钟书纪实》很有影响呢。你们后来有没有见过?
夏志清:八十年代见过一次啊。我到北京去过一次。在美国的时候,钱钟书跟我说,任何时候到中国来,就随时给他写信。我本来是不愿意去的,一九八三年正好到韩国开会,我以为从韩国到北京很近,所以就给钱写了封信,他果然把一切都帮我安排好了。一分钱也没花。不少人认为我是反共的,那时严格得狠,不好去的。
季进:对,那时是相当严格的。那次见了些什么人呢?
夏志清:全见到了,除了巴金,我不要见,像沈从文、张天翼、师陀、萧乾等等,都见到了,有不少人是第一次见面。
季进:我看到您写的《我们仨》的评论了,您跟杨绛先生现在有没有联系?
夏志清:我写的《我们仨》的评论文章,是登在《中国时报》上的,我寄了一份副本给杨绛。这本书其实写得不好,写一个什么梦幻,没什么道理。这梦做得有点莫名其妙。梦要写得恐怖,可能还有一些力量。最后一部分写得比较好。我印象最深的是对钱瑗婚姻不满意,提到了亲家,可女婿连名字都不提,不知什么道理。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夫妻关系这么好,可女儿的婚姻却很不幸。后来杨绛写信给我,说我女儿的婚姻好得很,原来的丈夫非常好,现在的也很好,我是很欢喜我女婿的。可是这哪里看得出来啊,我只是根据材料说话嘛,她反过来骂我了,这个杨绛。她说的事实,书里可真的看不大出来。
季进:《我们仨》出来以后,不少人都质疑这一点,一方面说他们跟亲家母关系很好,一方面连女婿的名字都不愿提及。杨绛先生当然不会喜欢您这篇文章了。
夏志清:对啊。她说你不懂,哈哈。杨绛的父亲当年在上海不得了啊,我见过一面的。
季进:对,杨荫杭,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还是《申报》的副总编辑,当年他在《申报》上的“时评”、“常评”已经收成了厚厚的一本《老圃遗文集》。
夏志清:当时在上海,朋友们让我追杨绛的妹妹杨必,那时她刚刚英文系毕业。我毕业了两年,穷书生一个,没有钱,哪敢追啊。要是现在,倒也门当户对了,哈哈。我有一个朋友,原来是杨必的学生,他跟我说,杨必是很骄傲的,看不起人。如果当年杨必跟了我,那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对,绝配!苏州人跟无锡人结合本来就最好的啦。可惜我那时没有钱,也没有她漂亮。哈哈,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我这个人很可爱的,对不对?我比钱钟书可爱吧?
季进:是是。
季进:当然当然,谢谢师母。最近张爱玲的《同学少年都不贱》炒得比较热,到处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评论。大陆和港台的“张爱玲热”,您也算始作俑者了吧?最早也是您在《小说史》里对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您所发掘的张爱玲创作中的一些现代性的内涵,几乎决定了以后几十年当中张爱玲研究的基本范式。对这本《同学少年都不贱》您有什么评价?有人认为有假,您认为呢?
夏志清:当然是真的,不会是假的。这本小说是皇冠先出的,寄给我一本,后来大陆要出,让我写文章,可最近血压高,没精神写了。写总还是要写的,就看什么时间能写出来。我总的看法是没有她以前的作品好,她早年的作品对人性弱点的细密描摹,对人生无常的感喟,还有那种苍凉的味道,真的是太好了。可现在这本实在也太简略了。有两个问题:一个小说是写中学生活,张爱玲以前没写过,要写好不容易;还有一点是到美国以后,张爱玲对Sex的看法不一样了,小说写到中学女生的同性恋倾向,值得注意。当年张爱玲是住读,不是走读,
这方面可能会有所体验。不过,书写得并不好,有的人名都没有交待。她是自己写得不满意,放到旁边,现在人家翻出来,硬把它出版了。如果经过修改,应该会好得多。
季进:张爱玲在美国跟您联系是比较多的。
夏志清:她跟我联系最多了,其他人她都不大理睬的。她给我的不少书信还没发表,你现在看到的不是全部,以后准备给联合文学出版。我很早就在上海见过张爱玲一次,可是那天我根本没把她放在心上,反倒是她身边的刘金川小姐,才是真正叫我难忘。
季进:我看过您的那篇《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很有意思呢。您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写给刘小姐的英文情书啊。
夏志清:对啊。刘小姐当时已经有未婚夫了,我只是暗恋她而已,可是却有这样巨大的热情,这真是纯洁又浪漫的爱情啊,现在有哪一个年轻人能够比得上?
季进:真是非常动人的。由张爱玲自然会说到胡兰成,这两年胡兰成在大陆也很热啊。《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等等都出版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张爱玲的关系,爱屋及乌,另一方面胡兰成的东西确实有特色。您能不能谈谈对他的看法?
夏志清:胡兰成很有才啊,我不认识他,只知道他跟朱西宁特别好,朱氏姐妹受他影响很大。这个人相貌不错,字也好,英文并不好,可中文写得特别好。惟一的缺点就是太风流了。朱西宁先是崇拜张爱玲,然后就是胡兰成,特别把胡兰成从日本请回台湾,没几年就被骂回日本了。胡兰成是个很聪明的人,可惜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
季进:我们再回到您的小说史。我看到王德威写了一篇新版导论,称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创立了一种“夏氏范式”,我觉得这个评价太经典了。您的《小说史》一出,整个改写了对现代文学史的认识。现在回过头来看,您对这本小说史有没有什么评价?
夏志清:最大的遗憾就是有几个优秀的作家没有讲,比如李劼人,比如萧红,都没有好好讲。还有,没有把晚清和民初的小说专门加以讨论,这是全书的缺失的方面。我当时一无所凭,什么资料都没有,完全是白手起家啊。我当时房子很小,只有两架书,哪有现在这么许多啊。我都是一包一包地从图书馆借回来,看好了再还回去。耶鲁图书馆所藏的现代文学作品我全翻过了,然后就每个月到哥大图书馆借着看。上午动身,下午看一下午书,再挑选自己需要的书和杂志,装一手提箱带回来看。我写巴金、老舍什么的,身边都没有书的,全凭笔记,竟然没有弄错,真是不容易啊。我现在想想真是伟大。其实,我也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好感与恶感,来评价这些作家作品的。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看过,后来又是读的西洋文学,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都是到了耶鲁之后从头看起的。这时我已经拿到英美文学博士,看法自然完全不一样了。
季进:我觉得这正是您与一般现代文学史家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您当年的标准和立场不是中国文学,而是西方文学。您是西方文学的标准,或者说以西方文学的背景来梳理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您所受到系统的西方文学训练,对您评判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夏志清:文学的好坏没什么中国标准、外国标准的,中外文学的标准应该是一样的。我在《小说史》的初版序里早就说过,作为文学史家,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我到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点。比如我一读到张爱玲,就觉得她的文字实在是太好了,象征的运用十分的圆熟,不断地给你刺激,不断地有所创新,我毫不犹豫地把她定位成一个优秀作家。其他人也许也看到了她的优秀,可是说不出来,而我很清楚地把她的优秀论述出来了,这一点我真是了不起啊。我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子,没有什么束缚,一下子就能看出她的伟大来。
季进:对,文学的想象能力、叙事能力,文学的技巧与内涵等等,都是评判优美文学作品的基本标准。您的文学价值观念似乎从新批评和利维斯那里借鉴过不少?
夏志清:现在大家分派分得太多,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么许多派别的。对我而言,作家只有好坏两派,我有用的、佩服的就是好的,不好的我也不用。而且,我跟人家有一点不同,我不仅看批评家的东西,也看他所批评的作家的作品。这个批评家批评了十部作品,你有八部没看,那你等于没看他的理论。这个理论好不好,一定要看他的原文和他批评的对象才知道。比如T.S.Eliot评的诗人,我几乎全看了,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戏剧家,我也是有一篇看一篇。F.R.Leavis开头也是讲诗的,英国文学批评家很多人原来都是讲诗的,现在关心小说的人多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看了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我就跟着学,把亨利·詹姆斯、乔治·艾略特这些人的小说都找来看,《一位女士的画像》、《米德尔马奇》,写得真好,真是佩服。
季进:您的这些阅读跟小说史写作差不多是同时进行的,两者交叉,一定给您小说史的写作带来不小的影响。
夏志清:对,像利维斯这样的我自己佩服的批评家,一方面要学习,另一方面要看看他走的路,怎么会这么评论。我的高度当然不够,利维斯比我伟大多了。现在一些教条主义的批评家只讲思想,不讲艺术,不讲形式,这怎么行呢?
季进:我知道您在耶鲁大学的时候,跟新批评的大师像燕卜逊、布鲁克斯、兰色姆都有不少交往,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夏志清:我写过一篇长文《耶鲁三年半》,里面已经谈了不少。等会让我太太也复印给你,今天给你资料很多啦,不能再给了,我以后写自传还要用呢。当年我要去柏克莱大学进修,就是燕卜逊为我写的推荐信。我早年专攻英诗,很早就佩服后来极盛一时的新批评的这些批评家。一九四六年底我到美国不久,就乘火车去专程拜访兰色姆教授。那时他快六十岁了。我在Oberlin学院大概只呆了两个礼拜,然后就到了Ohio的Kenyon
College,那可真正是个小village,连电影院都没有的。当时Kenyon
College只收男生,而且当年好学校只收白种人,其他人种都没有,我可能是我住的地方惟一的华人,那些狗闻到我的气味同白人的不一样,就会叫起来,害得我连散步的权利都没有了。兰色姆是全校声望最高的一位教授,却同一位同事合用一间在楼房底层的办公室,也没有秘书,他给我的每封信都是自己打出来的。后来就是他把我介绍给了布鲁克斯,我才有机会来到耶鲁。兰色姆亲自开车把我送到了火车站,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十分感动。当时布鲁克斯才四十出头,已经很有名气了,他的《现代诗与传统》、《精致的瓮》都已经出版,他和沃伦合编的《理解诗歌》、《理解小说》都已经是大学里常见的教科书。我选了他的“二十世纪文学”,上学期讨论海明威、福克纳、叶芝三个人,下学期讨论乔伊斯和艾略特。他指定我们每人读一本二十世纪名著,并且五六个人一个小组进行讨论。一般讨论每个作家,布鲁克斯都是要学生先发表意见,可是《尤利西斯》难懂,我们根本说不出什么,所以只得由老师亲自讲授。我们每个人带一本现代文库本上课堂,老师讲到哪里,我们就翻到哪里,听他讲此页有哪个词语,哪个象征物又出现于某页某页,而说明其关联性。听了那几堂课真的得益匪浅,对老师的治学之细心,更是佩服。可惜,后来新批评在美国逐渐没有了影响,主要原因是用新批评的方法分析一首诗、一部小说,大家都学会了,这类文章多了,看得烦了,连新批评过去的成就也低估了。
季进:看来这种新批评式的细读确实影响了您对文本的鉴赏。其实当年美国很有影响的大批评家,像威尔逊、特里林这些人,对您的影响也不小吧?
夏志清:对,只要是优秀的批评家,我都学,才不管你什么派什么派呢。像特里林、威尔逊他们,我学得也很多。威尔逊很多年一直是美国文坛的祭酒,在纽约文艺界尤其受到爱戴。他三十年代的成名作Axel’s
Castle,专门研究现代派的大家,像艾略特、叶芝、乔伊斯,真是经典啊!威尔逊思想里是有点矛盾的,到了晚年,变得更加极端,对美国的一切都抱反对态度,专门闭门读书,著书立说。有一点很了不起,威尔逊成了大名之后,为了研究俄国文学与历史,还自修俄文,后来出版了一本巨著《到芬兰车站》,从十九世纪一直讲到列宁、托洛茨基,专讲欧洲革命传统的兴起,一直讲到十月革命的前夕。很多人认为这才是威尔逊最重要的著作。
季进:我听说过这本巨著,还没有读过。很可惜,像威尔逊、特里林这些人在国内一直没有人关注,他们的代表著作都没有中译本。要了解美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批评,无论如何是没法忽略这些大家的。我记得海明威最早就是威尔逊发现并加以肯定的。
夏志清:威尔逊几十年一直靠卖文为生,一直没有进入大学做教授,所以写了大量的书评。你别小看书评啊,要写好真不容易。已经成名的作家的新书,批评起来还不难,一个新作家的第一本书,要评判他的好坏就很难了。二十年代初,威尔逊有一次在杂志上看到海明威的文章,就觉得海明威值得注意,发表了美国第一篇关于海明威的书评,从此让文坛对毫无名气的海明威刮目相看。威尔逊五十年里不知评了多少作品多少作家,后来这些书评出过好几种集子,这些都是文学史家研究美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手资料啊。特里林一直在哥伦比亚教书,算是我的同事吧。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诚与真》,研究一个专题,非常有创见。他是犹太文化人中间最保守的一个,很看不惯美国青年只求自我的“真实”而去推翻一切的态度。
季进:我来美国后就开始收集威尔逊、特里林这些人的著作,不太好找。像特里林的《自由的想象》、《超越文化》我都是从Widener图书馆借来复印的。最近我刚刚买到一本特里林的文选《作为有理智的人的道德责任》,还是打折的,可见在美国他们也开始被人遗忘了,大家现在都乐意去谈什么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
夏志清:现在流行的这些美国批评家,你不要去学他们,都是在胡说八道。特里林、威尔逊,还有温脱斯、波依斯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大家,才是真正在研究文学、研究问题,告诉你什么是好文学,什么是坏文学。什么萨义德,现在美国人捧得不得了,真是没什么道理。不能说他学问一点都没有,他很有才,英语好得一塌糊涂,他是拿资本主义教育的东西来反对资本主义。坏得很,你懂不懂?我刚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就读过他在《纽约时报·星期书评》上写的文章,骂两个人,一个兰色姆,一个布鲁克斯,尤其是大骂布鲁克斯。
季进:萨义德那时是哥大的英文系教授吧?他为什么骂布鲁克斯?
夏志清:因为新批评的书不流行了嘛。当时《纽约时报》请他评论布鲁克斯的一本文集和兰色姆的旧文新集,兰色姆影响、辈份都比他大得多,他还不太好意思大骂,可对布鲁克斯却是冷嘲热讽。布鲁克斯的这本论文集不是他最好的著作,但也不能这么大骂。布鲁克斯是我当年的老师,所以我非常生气,也就记住了这个坏人。
季进:没想到他后来如日中天啊。
夏志清:当然,回过头来说,美国是不错的,你可以随便发表自己的意见。萨义德受过正规的西方教育,是普林斯顿、哈佛培养出来的人才,钢琴弹得又那样好,可我们中国学者呢,胡适、钱钟书,也只是文字功底好罢了,其他什么也不会。画画都不会,更不要说钢琴了。很多西方人家里真有钱,真的厉害。萨义德不感激西方,反而反过来骂西方,真是不可理解。我开玩笑,美国人送犹太人一个State呢,犹大州,将来犹太人的势力会越来越大。最可怜的还是德国、法国、英国这些欧洲国家,以前都是世界强国,现在只剩下美国一家了。欧洲世界要是不争气的话,世界会更乱。都说有天堂,可去天堂的都是年轻人,老年人反而一个也不肯去。哪儿有天堂,There
is no heaven。Ok?
季进:您写过一篇关于夏济安先生谈通俗文学的文章,影响很大。以前大家对通俗文学都不够重视,现在回过头来发现了它的价值,开始打破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限,注意力也从现代文学转向了晚清文学。您没有明确提倡过晚清文学研究,可您很早就写了《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也写过关于《老残游记》、《玉梨魂》的评论。
夏志清:夏济安谈通俗文学的那篇文章是我从他的信里整理出来的。他从小浏览群书,章回小说看得很多,后来又有意识地系统重读旧小说,本来想写一本英文的讨论中国俗文学的书,从中国小说戏曲中看中国人种种心理社会的现象。后来他出国后改变计划,去研究左翼文学,写了那本《黑暗的闸门》。但他在给我的信里面有很多关于通俗文学的看法,后来我帮他整理出来了。对于晚清文学研究,我也曾经试图推动,可没有推动得了。我对晚清的研究也是很早开始的。以前都认为五四与晚清没有关系,五四作家看不起李伯元、吴趼人他们。在海外汉学界,一些洋人学者也看不懂晚清,官场内幕、上海繁华,他们不懂的。我评论《玉梨魂》的时候就说,当时的文字已经非常好了,后来的新文学反而退步了,所以到底怎么看晚清,还是需要重新考虑的。当然,晚清不好的东西也很多啦。现在李欧梵、王德威他们做得很好,从晚清到五四,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了。
季进:对,现代性成为贯穿晚清与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理路。一般都认为,在您和李欧梵、王德威的推动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已成为显学,您的草创之功,不可估量。您对现在美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学者有何评价?
夏志清:文学史是永远写不完的,要有好坏评判,功力就在于你怎么看出一个作品的好坏。我的小说史到现在人家还肯定,说明我对了,这一点真是伟大。王德威在念书方面是超过前人了,他大陆台湾香港的作品都看,看得眼睛都坏了,写了那么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很不简单啊。李欧梵的研究从浪漫一代到鲁迅研究到上海摩登,是一个探索型的学者,不断扩展领域,个人性很强。我是觉得他花在鲁迅研究上的时间太多了。以前美国的现代文学学者的成果我都会看的,现在没有这么多时间去看了,我相信应该可以更好,但有一点,不能只注重理论,如果只注意理论,可能不行。要自己读文本才能有发现,有贡献。一般美国人都很笨的,洋学者还是不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终还是要靠华人学者。

夏志清先生90华诞合影,右一为作者

一个英美文学博士, 一个中国文学博士, 再加一个史学博士, 三位鸿儒相聚,
天南地北, 闲话文坛掌故, 好不热闹。当时吃的什么菜, 喝的什么酒, 聊了多久,
罗先生已记不得, 但有位长者唤起了他们共同的话题,
彼此争先恐后饶有兴趣地谈论着。那长者乃胡适。作为胡适的老乡兼学生,
唐德刚自然有说不完的话;罗锦堂与胡适相识是在文学博士学位的考场上;而夏志清更是感激胡适,
因为正是他打开了自己留学的那扇大门。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去岁11月11日,收到夏师母王洞女士的电子邮件,说夏先生最近身体欠佳,住院治疗后在疗养院康复。我看到他两个月前在美国中文网的访谈视频,观点犀利,妙语连珠,一如往昔,觉得夏先生会和两年前生病住院一样,慢慢恢复到昔日的精神矍铄、神智清明。尽管如此想,我还是马上给师母回信说待12月初学期课程结束了去探望二老。

1946年, 夏志清随兄长夏济安乘船由上海北上, 赴北京大学外文系谋职,
求当一名英文助教。同年秋季, 胡适从美国回国, 任北大校长。不久,
即闻纽约华侨企业家李国钦在北大设立三个留学奖学金, 文、法、理科各一名,
其中文科包括文、史、哲和外文系的教职员。凡北大助教也好, 讲师也罢,
不论资历深浅, 皆可申请。评比方法是当场考一篇英文作文,
另交一篇近期写的英文论文。当时竞争比较激烈。夏氏兄弟英文功底好,
考试成绩两人旗鼓相当, 而夏志清却在论文的选题上与众不同,
略胜一筹:兄长和许多人都是以华兹华斯为主题,
唯独他写了一篇评论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 (William Blake) 的文章, 深得燕卜荪
(William Empson) 的赏识, 以88分的最高成绩独占鳌头, 获得文科奖学金名额,
但也因此引起了“公愤”。落选的讲师、助教共十几人围堵校长办公室门口抗议,
认为该名额应给北大或联大的毕业生,
而非“野鸡大学”出来的外人。夏志清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
(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 , 兄弟俩在北大既无背景也无后盾。事实上,
胡适对教会学校也存偏见, 但他实事求是, 认为夏志清英语程度高,
有能力在奖学金限期的两年里, 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而两年通常连个硕士学位都拿不到) ,
而非将时间耗费在语言补习上。关键时刻胡适还是秉公处理,
使夏志清得以负笈美国。

“外公 为什么小燕子春天会来啊?”

12月6日傍晚,终于在疗养院看到夏先生。我先于师母到达,在餐厅见到他。刚结束晚餐,他身体有些虚弱,但是能独自坐立用餐,精神很好,见我来访很高兴,但似乎认不出我了。那一刻,我很难过,泪水忍不住在眼里打转,为曾经那么犀利灵光的老人家也会经历短暂的失忆而难过。师母随后到了,夏先生马上想起来并认出了我,高兴地拉着手聊天,后来还暂时拿掉鼻吸氧气管合影留念。而这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夏志清没有让胡适失望,
他在耶鲁一心读书。博士学位要求必须懂三门外语。除英语外,
他还修了法、德、拉丁文和古代冰岛文, 真可谓寒窗苦读。他感叹, 这种训练,
可说是故意刁难人, 但也使研究生养成一种广求学问的习惯。他认为,
文学研究不仅是“批评”这一行, 如要做一个好的评论家,
非踏实治学不可。夏志清很幸运, 先后得到“新批评”学派布鲁克斯 (Cleanth
Brooks) 等三位权威的青睐,
于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耶鲁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在他之前,
耶鲁英文系仅有两位华人获此学位, 其中一位是柳无忌 (柳亚子之子)
。短短三年半时间, 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 让他的老师称赞, 同学钦佩。

“因为春暖花开了。”

在国内大学时读过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当时对书中的观点尤其是其打破和颠覆以鲁迅为中心的现代中国文学谱系这一批评范式,感到受到不小的冲击。他的观点坚定不移,不留商讨的余地,即使被认为“偏见”也毫不掩饰。透过这本书,我想象夏先生的形象是严谨甚至有些苛刻、严肃甚至有些刻板的学究风范。后来通过张凤女士的访谈录了解到夏先生“老顽童”的一面,顿时倍感亲切。2000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有幸结识了夏先生夏师母。认识夏先生十余载,尤其在纽约求学期间,更是经常见面。我的老师王德威教授等资深学者对夏先生学术遗产的评鉴,深刻而全面,这里我仅从跟夏先生夏师母交往的个人角度回忆点滴,以此来纪念这位正直、充满人文关怀的学者,善良、对晚辈包容善于寓教于乐的师长,和慷慨侠义的忘年挚友。

毕业后, 去留问题令他纠结不已。当时大陆易帜, 他不愿意回国, 也无意去台湾,
只好留在美国, 谋一份职, 挣些美金, 可以接济上海的父母和妹妹。幸运的是,
他得到耶鲁政治系饶大卫教授 (David N.Rowe) 的赏识,
受命与其他两位学者一同编写《中国手册》 (China:An Area Manual) 。

“哦~ 原来小燕子和我们一样都喜欢春天。”

我在哥大学习期间,夏先生已经退休,但一些知名学者来做学术演讲,他也常出席。他几乎从不挑战演讲者的观点立论,但问答过程中他不经意的发言,却往往流露出独到的见解和看法。夏先生的博学和在学术界的地位,已足够令晚辈学者敬畏。但他从未显示过一点“霸气”,往往以机智的玩笑化解稍显紧张的氛围,让我等晚辈可以放松平等地跟他对话。夏先生亲身经历了20世纪几个特殊的历史地域文化:40年代中国抗战中上海“孤岛”时期;50年代美国战后复兴和世界冷战阶段;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平权运动及其延续;80年代中国和世界对接的开始;90年代华语和泛华文文化的共荣和内部张力并存;一直到新世纪夏氏学术在中国两岸三地的传播和认同(包括被评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和其多部着作的初版、重版)。夏先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反面,他关心时事,常年阅读《纽约时报》,观看电视新闻,对新近事物都有了解。而且他从不以“老”自居,很少谈论自己的“当年勇”。夏先生与时俱进,不断跟进时代话题,所以与他谈话,从来感不到存在代沟。

一直研读西洋文学的夏志清, 因《中国手册》的编写,
开始深入接触中国文学。他发现,
中国竟然还没有一部像样的现代文学史。他当即决定,
改治中国文学。这一计划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认可和三年的资助 (每年四千美金) , 让夏志清在美国获得了从容的治学环境。

贰.

在学术观点上,夏先生保持着个人评判标准和独立见解,不为党派和意识形态所限。他洞见到现代作家承载着“感时忧国”的使命,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作家的创作;他对作家超越一己时代和国度创作的希冀有时被误解为“西方先行”或对文学“普遍性”的追求。尽管他对钱锺书、张爱玲等对“大政治”貌似不关心的作家评价甚高,甚至用西方之风格相似的作家作为参照,但是他对中国文学的“特殊性”从来都给予同样的尊重和关注。这从他对萧红的评价可以窥见一斑。他对张爱玲和萧红几乎同样欣赏,受当时接触到的作品限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没有提及萧红,但夏先生后来读到萧红作品,被深深感动。而萧红《生死场》中对日军占领东北后百姓苦苦挣扎的赤裸裸的描写,丝毫没有影响夏先生对她的评价。作家是否关心“大政治”,不影响夏先生的评判标准,他不是“主题先行”论者,他真正从作品出发判断作家。夏先生也并不迷信“新批评”的方法,他对作家的生平经历同等重视。得知我的博士论文中有一章讨论萧红,夏先生特别问我是否通日文,并鼓励我去日本查找资料,探求萧红移居上海后又去日本的原因。萧红是黑龙江呼兰县人,她的家乡最先被日本占领,对日本怀有仇恨情绪;而且萧红不通日文,去日本没有明确的留学计划;虽然当时从萧红跟萧军日益恶化的个人关系可以部分解释她离开上海的原因,但是她1936年自发选择去日本,其中确有令人困惑的一面。可惜的是,萧红在日本期间没有正式注册任何科目的课程,当时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在即,两国关系紧张,她和外界接触有限,几乎没有可靠资料查证她选择赴日的原因。夏先生是一位彻底的人文主义者,他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始终伴随基本的人的关怀。他对作家的不幸——不管是政治还是个人方面的——都有深刻的同情,常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比如他说张爱玲“很可怜”,所以尽管夏先生不愿求人,还是会为张爱玲写信举荐“驻校作家或者研究员”位置;他说萧红“很不幸,竟遇到坏男人”,为一个命途多舛的年轻女作家英年早逝异常惋惜。

夏济安得知弟弟的转向, 甚为欣慰, 在信中鼓励道:由你来研究中国文学,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一记的大事,
因为中国文学至今还没有碰到一个像你这样的头脑去研究它……凭你对西洋文学的研究,
而且有如此的keen mind (敏锐的头脑) , 将在中国文学里发现许多有趣的东西,
中国文学将从此可以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了。我为中国文学的高兴更大于为你的job
(工作) 而高兴。如此嘉许, 真可谓知弟莫如兄啊!

“外公 你就先别出门了 等春天来了 天气暖和了 再说。”

严肃的学者和诙谐的喜剧大师,二者貌似对立,但在夏先生身上却完美结合在一起,他凝结了“矛盾的对立”又具有“和谐统一”。他有大学问家的智慧,但没有经年累积的世故和圆滑。他习英美文学出身,崇尚经典,但并不因自己对阳春白雪的偏好而贬低大众通俗文化,他从不掩饰对下里巴人的爱好。他喜欢看好莱坞经典老片,对演员如数家珍。他也同样喜欢武侠片。2005年纪念中国电影诞生百年,纽约林肯中心专门组织香港邵氏武侠片回顾展,当时跟夏先生夏师母同场观看张彻导演的《独臂刀》,演到扣人心弦处,夏先生忍不住喊出“哎呀!”惹得全场大笑。大家都知道夏先生喜欢开玩笑,完全不在意他的“无厘头”。每次听到夏先生的玩笑,都让我想起弗洛伊德阐述的玩笑对于正统和权威的挑战和颠覆作用。他常常说出一些“惊人之语”,冲出规范的藩篱。另一方面,他重视礼节,尊重特定场合的着装规范。上学期间,夏先生夏师母感叹留学生活的不易,时不时带我去好餐馆打牙祭,也不忘提醒我要打扮起来。他自己则不管纽约夏季气温多高,一定会西装衬衫领带全副“武装”起来;出租车司机和餐馆侍者误以为我是他们的女儿,夏先生也不去纠正,跟他们开玩笑:“我的女儿这么优秀,你是没机会的啦!”他们怕我破费不肯让我在外面回请,邀请他们来我的公寓吃晚饭他们特别赏光,我特意做上海风味的酱鸭,他们特别喜欢。在餐桌上,当时在哥大一起上学的好友刘瑜帮忙给老人家夹菜,也感叹夏老师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跟晚辈如此轻松自在地来往。我们当时一起跟王德威教授读博士的学生,都受过夏先生夏师母“请吃”的恩惠。临近毕业,寻找教职路途坎坷,夏先生鼓励之余,也给细致点拨。
他提醒我们面试时语速要慢,男生要刮胡子。夏先生经常说自己“伟大”、“了不起”,貌似自我评价甚高;而和他接触多了,慢慢发现夏先生把这些褒奖的词汇用在他人身上远比用在自己身上多得多。他一生经历远非一帆风顺,青年时贫困,后来赴美求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在资本和共产两种主义壁垒森严的情况下,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摆脱冷战背景下区域研究之附属体地位和对传统汉学、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之补充的双重阴影。他披荆斩棘开辟了现代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研究之路,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英语世界的独立学科地位。这委实是了不起的成就。

1961年, 耶鲁大学出版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A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fiction) 。该书产生了很大反响, 《纽约时报》称它是一部拓荒巨著。

“好。”

夏先生平易近人,和夏师母一起对我等晚辈关心备至。他们关心我的终身大事,当初跟他们电话汇报情况,夏先生直截了当言简意赅地问我对方的背景,对教育背景表示满意后就把电话给了师母。我理解他“门当户对”的“择婿”标准背后的良苦用心,他们是我在美国的亲人,一定要确认我找到他们信任的归宿、安稳成家,他们才放心。2010年10月,来自各地的学者和友人百余位提前为夏先生庆祝90华诞(夏先生生日是农历正月十三日,正值冬季不便外出),马英九先生也委托送上手书的贺轴“绩学雅范”。那时,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刚满四周,也从麻省赶来纽约为夏先生庆贺。他如往常一样,红光满面、兴致高昂,逗得满场欢笑连连。2011年夏天,我和先生带着孩子重返纽约看他,他谈笑风生,一如既往地幽默,提醒我先生要记得他是“最幸运的男士”。他很喜欢我们当时不到一岁的儿子,夸他是“无与伦比的宝宝”,还兴致勃勃合影留念。

这部洋洋七百多页的英文巨著,
论述了从1917至1957年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
并将那时期的重要作家逐一评论,
其中包括因意识形态被当局所摒弃或忽略的一些作家。他将张爱玲从通俗小说家提高到经典文学的高度,
认为她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钱钟书的《围城》被他视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他认为沈从文足以与叶慈、福克纳“相提并论”……夏志清的另一独到见解是,
中国小说强烈的感时忧国的特性, 很容易流于狭隘的爱国主义,
局限了对艺术性的追求,
因而从整体上不如西方小说。此观点引起不少争议。虽然有人不同意他的某些见解和观点,
但不得不佩服他的洞见和忠实于学问的勇气。

叁.

夏先生在美国生活六十五载,很少像一些处于“离散”境地的知识分子那样被乡愁困扰。也许,他所怀旧的对象已经不复存在。他生活在当下,关心美国时政,在政治观点上,坚持自己的见解。在民主党占主导的纽约,夏先生从来无所畏惧表示自己对共和党的支持。但是这不影响他和大多数支持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做朋友。夏先生个人生活坎坷,却从来都以积极、健康、乐观的态度面对一切。他充满能量、智慧、幽默和达观的态度总是感染着周围人。他与人分享快乐和智慧,从不给人添负担。临走前,他对师母说:“我很累,我要走了”,静悄悄地在睡梦中离世。

大凡海外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人,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绕不过去的。夏志清前无师承,
即便后来也少见青出于蓝的, 原因在于, 大陆的一些学者写文学史,
免不了受意识形态的局限, 不能自由地发挥;台湾学者对大陆了解甚少,
也写不深;外国学者就更不用说, 他们研究中国文学已隔了一层,
很难评论到位。而夏志清完全凭自己的文学造诣和文学修养, 天马行空,
畅所欲言。即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该书也没有过时,
仍是研究中国小说的经典。它为研究中国文学展开了新的视野,
也奠定了夏志清在欧美汉学界的地位。

“文娴 不哭了 一切都会好的。”

缅怀夏先生,尽管指尖触及键盘时泪水模糊了视线,我的脑海里都是夏先生的音容笑貌,节奏欢快带上海腔的中文,还有精准机智的英文。他留给我们的,除了精炼扎实的学术着作、真诚淳朴的回忆集锦,还有他爽朗达观的人生态度。夏先生为人为学都以真、诚、实为准则,他的言行和治学方法对我们以及后来的学者都有启迪昭示意义。

夏志清的才华被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际真看重。王氏退休前,
一直在留心有无新出的人才来接替他的位置。当他读到《中国现代小说史》时,
直夸夏的英文造诣高过所有留美的华裔教授, 简直可同罗素、狄金森 (G.Lowes
Dickinson) 二位大师媲美。他为“千里马”的出现而兴奋,
向哥大他所任教的系主任推荐。然而哥大因资金短缺, 只能忍痛割爱,
暂未聘请。王际真宁愿将自己的工资匀出一半给夏志清, 也要留住人才。翌年,
也就是1962年, 夏志清顺利地进入哥大任职副教授。三十年后,
他力荐王德威为自己的继承人, 保持了“走马荐诸葛”的优良传统。

“妈 过十二点了吗?”

2013年的最后一晚,我和夏师母通电话。师母给我详细讲述了夏先生的最后一程。她说:“本来打算过完元旦再告诉你,怕你过不好年。”在自己失去终生伴侣的时刻,师母还为别人考虑!夏先生夏师母相守四十余年,晚年师母悉心照料夏先生,为夏先生住院救治多方奔走,找寻最佳选择。师母对我关爱有加,她的坚强、隐忍、善良和智慧令我敬重,愿师母王洞女士节哀、珍重!

夏志清在前三十余年的生涯中, 皆浸淫于西洋文学的研究,
后改治中国文学。这情形似乎也是中国学者的普遍现象:无论他们在中国或外国,
无论西学如何精深, 到头来几乎没有不改变方向来研究中国文学的,
如陈世骧、朱光潜、钱钟书、熊式一、林语堂等。正因为在耶鲁三年半的严谨训练,
让夏志清后来“转行”时, 能脚踏实、虚心地从头学起。每读古书,
遇不解之词必查字典, 遇旧学根底深厚的人,
则随时请教。从寄给罗锦堂的数通手札中可以看到,
他几乎三句话不离中国古典文学。得知夏志清在哥大开了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课,
罗锦堂将自己早期的《中国散曲史》《北曲小令谱》《南曲小令谱》《明代剧作家研究》《中国戏剧总目汇编》等多部著述寄送给他,
以助其一臂之力。夏志清既感激又钦佩, 回函中提到, 他在“中国戏剧”课中,
常花整堂课时间介绍罗氏著作。他认为罗锦堂对中国戏剧研究造诣之深,
在研究中国文学的较年轻一辈当中, 无人可与之相比。

“刚过了 怎么了? ”

敬爱的夏先生安息!

夏志清自认自己旧学根底浅, 中途转行, 对于一个接近不惑之年的人来说,
尤其是在海外谋生, 很不容易。何况当时,
有关中国现代小说的书籍短缺。他知道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
脚步往那里迈得颇勤, 将馆里能找到的中国大陆现代小说都搜罗遍,
即使刊登在各大中文报纸、杂志上的小说连载, 也不放过,
常常是提一箱子书返回耶鲁, 通宵阅读。

“今天立春 春天来了 外公最喜欢春天了 他这都没等到。”

《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后,
出版社给夏志清寄去二十来册样书。兄长济安建议他寄一本给胡适,
他却因当年出国留学时, 胡适觉得他并非出于名校, 给他写推荐信并不热心,
他1952年致信胡适也未得到回复而耿耿于怀。未料第二年胡适即去世,
这件事让他悔恨不已。他曾自责说:“只怪我当时小心眼, 不然胡先生看了这本书,
一定会喜欢的, 因为在我的书中, 很多观点和他一致。”时隔多年,
夏志清提起此事, 仍感到沮丧,
后悔莫及。书中他对胡适的贡献做了不少中肯的评价,
并且在为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写序时提到:“胡适是当代第一人,
一方面因为他的为人处世, 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后标准,
另一方面因为反胡阵营里找不出一位学问、见解 (且不谈人品)
比胡适更高明的主将堪同他匹敌。”

我曾请教过夏先生的关门弟子唐翼明教授, 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
夏志清的知名度为何会那么高, 声誉那么广?唐教授当即纠正我的说法,
他认为不能以“评论家”这样的字眼儿去论夏先生。在他看来,
现在的文学评论家就是写写文章, 吹嘘吹嘘对方,
跟学问没有关系。而夏先生是位文学史家,
是一位对中国文学有独到研究、见解且有造诣的大学者,
文学根底非常深厚。虽然他也写了很多很好的评论,
但他不是靠此吃饭。他除了研究中国现代小说, 还研究中国古典小说,
他后来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史》齐名,
对中国几部古典小说名著有深入的研究和新的见解,
这不是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头衔能概括得了的。

再者, 夏先生是开创范例的学者。唐教授强调说, 中国的文学史该怎么去写,
在夏志清之前没有先例。犹如《史记》,
这是个开天辟地的工作。抛开意识形态的影响,
夏先生所写的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最完整、见解最独到、影响最深远的著作。他特别强调自己的书“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夏先生师从美国新批评派,
这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一个著名的流派, 它的特点是着重对作品本身的研究,
只谈论作品的好与不好, 包括内容和形式。夏先生在借鉴西方这些理论的同时,
不是套用那些理论, 而是有他的独到之处。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
根本不提西方理论的那些术语, 而是将其理论内涵借鉴过来, 将其精神继承过来,
写出来的东西没有让人看不懂的, 这就是大学问家与那些学究不同的地方。

作为学生, 唐翼明并不完全赞同夏老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观点,
觉得他对张爱玲、钱钟书的评价过高, 对鲁迅的评价不够。虽然师生感情非常好,
但不代表学术观点没有分歧。他敬爱夏先生, 认为老师很天真, 很可爱,
说话直来直去, 完全没有世俗的那套。

上世纪60年代末那两年, 可谓夏志清的人生最得意之时———1968年,
他的另一部英文力作《中国古典小说》问世;1969年, 他升为正教授,
同时迎娶了他的终生伴侣王洞。

生活中的夏志清非常开朗, 喜欢逗趣,
热忱待人。那是长期留美岁月浸润出来的率性和真挚。他属于性情中人,
颇为好客, 不论远朋还是近邻来访, 他都要请人家好好吃一顿,
才算略尽了地主之谊。不过, 如此好客识礼之人, 也会有疏漏之时。

1980年8月, 罗锦堂先生赴台北参加首届国际汉学会议。会议期间,
在下榻的圆山饭店 (当时台湾最好的饭店) ,
罗锦堂与前辈钱穆、钱思亮、陈立夫、蒋复璁、孔德成、叶公超、李霖灿以及毛子水、李方桂、王叔岷、李田意、潘重规等久别重逢,
欣喜莫名。他与曾经的同窗好友, 今为知名教授的高友工、许倬云等对床夜语,
叙旧谈新, 又与同行夏志清、日本的小村环树,
以及韩国的车柱环等交流各自的教学经验, 相谈甚欢。

有天早上, 罗锦堂见夏志清和一个白发长者在饭店底层自助餐厅门口排队,
便过去与他们打招呼。谈话间, 得知那位长者乃夏的老丈人, 是“国大代表”,
专程来探访女婿。罗夫人曹晓云与夏夫人王洞为中学同学,
三人相谈甚欢。当轮到夏志清付款时, 他只顾付了自己的早餐费便进去吃了,
留下紧跟在他后面的老丈人尴尬地站在那儿。老人脸涨得通红,
他拍着自己的西装口袋对罗锦堂说, 你看, 我刚领了工资, 本想请他吃早餐,
他倒好, 自己先走了, 那我就请你吧!罗锦堂唯恐老人过于失望, 就赶紧说好,
给老人一个面子。心想, 这个夏志清, 欧风美雨西化了他,
竟将敬老尊贤的古礼抛到脑后了。

夏志清在学问上极为严谨, 每为别人写序、写评论,
总要把所能找到的那人的作品看一遍, 方能动笔,
但生活中却极其随性。他心直口快, 话不择言,
是个难得的“真”人。许多人喜欢他的真, 因此而成为至交好友,
但也有人受不了他那份真情实意的面目, 敬而远之。

王洞的好友葛民钧去夏府拜访, 因天冷, 刚进门时,
连打了两个喷嚏。开门迎接客人的夏志清见状,
不顾眼前这位漂亮活泼的女士的尊严, 转身对身边的王洞说,
你朋友生病了怎么还跑我们家来, 把细菌传给我们?你叫她走。客人也不示弱,
结果, 主客之间便吵起架来。

夏志清的为人之真, 有时便容易伤人。据说有一位台湾来的学生,
在夏志清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这位学生读书的天分不太高。有一天,
夏志清便直言不讳地劝他, 让他不要再念这个博士了, 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
学门手艺也很好嘛。后来, 这位学生果然放弃攻读学位, 改行做别的去了。

周围的人对夏志清的个性都非常清楚, 知道他不是有意的,
他也正因为这份真而赢得许多朋友。跟随他大半辈子的夫人王洞恐怕对此体会最深。夏志清与王洞的婚礼是在纽约的广场酒店
(The Plaza Hotel) 举行的,
那是一个地标性的豪华酒店。当48岁、“梅开二度”的夏志清步入宴会厅,
看到门生弟子们为他精心布置的现场庄重而又豪华, 喜得手舞足蹈,
不假思索地用他惯有的夏氏语言赞叹道:“哇,
这真是弄得太好了!太漂亮了!下回结婚我还要在这里。”

自然, 王洞没成全他的“下回”,
而是心甘情愿地陪伴了这么一个既可爱又恼人的丈夫四十余年, 直到他去世。

夏先生是个心地纯真善良的人, 一生最爱惜人才, 无私无怨地提拔后进,
对才华横溢的学子或学者, 无论肤色, 不分性别, 也不讲辈分, 一经他慧眼相识,
总会不惜耽搁自己的宝贵时间来为他人写推荐信、作序, 或写评论,
甘为他人作“嫁衣裳”。他发掘或推崇的作家有: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余光中、刘绍铭、王德威、白先勇、李欧梵、陈若曦、於梨华、王文兴、欧阳子……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很长。

2010年,
学界在纽约为夏志清举办了九十华诞酒宴。数百名好友、学生、私淑、同事纷纷出席道贺,
场面热闹且感人。席上收到由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高振群转交马英九赠与他的贺轴,
上面写着“绩学雅范”。“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泛森为他戴上第26届研究院院士胸章,
面对这迟来的院士殊荣, 夏志清兴奋地说自己“好像在作新娘子”。

再热闹的筵席终归要散。2013年12月29日晚, 夏志清在寒夜中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享年92岁。这位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大家, 为他人写了一辈子的评论后,
临终前不忘将自己评论一番:

“我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中国文学评论家。我写了这么多伟大的书,
早就已经永垂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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