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门泥斯人自动化学院举办题为“电气工程新技术”的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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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数字史学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2月22日上午,自动化学院在院办6047会议室举办本届学术文化节“名师讲堂”模块的最后一场学术讲座.电气工程系主任李强副教授给学院研究生做了关于电气工程新技术的学术讲座。

3月14日晚上7点,由人文学院、MPA教育中心主办的MPA论坛系列学术讲座在人文经管楼104教室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海蛟应邀作了题为“人、政治、政治学”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人文学院院长况志华主持,人文学院百余名研究生和老师共同听取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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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1日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理科5号楼301会议室举办可持续发展政治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国际学术讲座(第18场)。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研究院乌尔里克•佐尔梅克(Dr.
Ulrike
Sclmecke)研究员作题为“超越增长的发展:欧盟和中国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转向”的学术讲座,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担任主持和点评人。来自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及其它单位的近30位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参与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2013年5月30日,著名世界现代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做了题为《金融危机与政治和社会》的讲座。
讲座伊始,李世安教授巧妙地通过分析学界对金融危机的传统观念破题,鲜明地列出自己的新观点。一般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危机,它产生后使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地缘政治危机等五大危机。但是,金融危机除了消极的一面,还有其积极的一面——金融危机催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革,才能使资本主义暂时度过五大危机,因此,“金融危机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之一”。李世安教授选取“1929年金融危机与美国政治改革”及“1999年金融危机与印度尼西亚政治改革”进行个案研究,进一步阐释了金融危机对历史进步的推动意义。
1929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引发了各种危机。美国政府为了克服危机,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这场政治改革影响了美国和世界其后几十年的历史。李世安教授列举了罗斯福新政政治改革的两个突出的例子,得出结论认为,通过政治改革,提高了政府效率,稳定了社会秩序,美国克服了政治危机,保证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稳定了美国社会,使美国资本主义重现蓬勃生机。
金融危机导致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在印度尼西亚表现得特别明显。1997年金融危机对印度尼西亚造成了严重打击。为了解决金融危机给印度尼西亚带来的严重问题、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从哈比比担任总统开始,印度尼西亚就进行了改革。接着,瓦希德总统大力推动本国民主化进程,印度尼西亚的政治不断进步。梅加瓦蒂执政期间,印度尼西亚民主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政局趋于稳定。苏希洛担任总统后,印度尼西亚民主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政局进一步稳定,政治纷争减少,社会治安转好,民族与宗教冲突明显缓和,齐亚分离主义势力受到很大削弱。因此,1997年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度尼西亚政治和社会的进步,印度尼西亚政局稳定,也为反金融危机措施得到很好执行奠定基础。

电气工程是现代科技领域中的核心学科之一,是当今高新技术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学科。李强老师从四个方面对电气工程展开介绍:第一,电气工程简介,讲述电力是发展生产和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重要物质基础,电力的应用在不断深化电气工程的应用和发展。第二,电机与电器的讲解,展示了异步电机和永磁电机的运转原理。第三,电力系统,电力系统在各个环节和不同层次具有相应的信息与控制系统,对电能的生产过程进行测量、调节、控制、保护和调度,以保证用户获得安全、经济、优质的电能。第四,电气工程新技术,囊括了智能电网及新能源等国家重点研究技术。

杨教授首先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全国两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出发,论证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接着,通过剖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刻阐述了人与政治、政治学研究的内在理路。针对“如何学习政治学”的问题,杨教授详细阐述“五个意识”,即政治意识、经典意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希望同学们以此提升自身修养,过好政治生活。讲座中,杨教授妙语连珠,以其独特的视角拓展了同学们的政治视野。在互动提问环节,杨教授认真回答了大家的提问,并勉励同学们多多关注现实问题,勤于思考。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方在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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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点负责人程倩教授分享了她听完讲座的体会,讲座在热烈而活泼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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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研究所跨学科研究室姜南研究员

讲座现场

2015年7月14日,世界历史研究所跨学科研究室举行学术报告会,邀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方在庆研究员做题目为《19世纪末科学技术在德国的全面繁荣——存在一条特殊道路吗》的学术报告。

乌尔里克•佐尔梅克首先从“稳态经济”这一核心概念的古典经济学渊源谈起,指出许多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都将经济增长的停滞看成是一种灾难,而密尔则认为经济的稳态是一种理想状态。古典经济学家的上述不同观点,为我们今天关于经济转型的讨论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经济活动最重要的不是增长速度高低,而是能够创造更多社会福利,带来更大的社会进步。基于此,佐尔梅克详细讨论了当今世界主导性的经济转型模式,即如何实现绿色增长。她认为,绿色增长理念与战略尽管有着巨大的政策运行空间,但总体而言建立在信奉技术革新的基础之上,而技术革新思路并不能确保发展走向可持续性。因此,我们需要引入可持续发展中的一种新理念——预警原则,即立足于规避环境风险并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生产生活方式。佐尔梅克强调,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转型,不仅需要个人意识的绿色转变,还需要社会结构做出相应的生态化转变。她认为,欧盟国家尤其是德国和中国正在蓬勃兴起的城市农业转向,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性实例。一方面,这体现了城市居民面对日益凸显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所表现出的主动变革取向,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和城市管理者出于多方面原因也对这种创新实践持积极支持的态度。而且,对于仍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来说,科学合理的先行规划应该会更利于实现这种可持续转型。

德国的科技为什么在19世纪末能够全面繁荣?这个问题得到了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有人归因于德国的科学体制化,有人认为德国出现了第二个天才年代,也有人认为是政治体制的原因。方在庆研究员则从德国科技发展特点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郇庆治随后点评,认为无论是稳态经济概念还是城市农业话题,都为我们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论域,理应受到更多关注。不仅如此,当代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可以从城市农业的健康发展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在问答环节,佐尔梅克针对与会听众提出的欧洲城市农业发展政策、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等议题作了阐释,并与大家互动讨论。

他认为,德国科技是一种为了迎接来自内外部压力的追赶型创新。1871年,德国获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得到法国的巨额战争赔款,为自身发展赢得了很好的条件。但是,当时的世界,英法仍是世界最强的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地位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经济蓬勃发展,势头灼灼逼人。面对先来者英法的强大压力和后来居上者美国的挑战,德国不得不开始了永不停息的体制创新,如建立了各种国立机构,政界、学界与工业界相互结合,建立各种分工明确的非大学研究机构等。

延伸阅读

德国科技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多中心格局。这些科学中心包括哥廷根(拥有高斯、希尔伯特、克莱因等科学家)、柏林(基尔霍夫、亥姆霍兹、普朗克)、吉森、布雷斯劳、海德堡等。比如,早在1913年,普朗克就利用各种优厚的条件成功地游说当时还未成名的爱因斯坦从瑞士来到德国大学任教。

主讲人简介:乌尔里克•佐尔梅克博士(Dr. Ulrike
Sclmecke)为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研究院东亚国家政治经济系研究员。2013年毕业于波鸿鲁尔大学德国东亚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跨文化背景下的强可持续发展:理论思考与实践启示——以中国旅游业为例》(Strong
Sustainability in an Intercultural Context: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e Case of Chinese
Tourism)。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转向、绿色增长视阈下的欧盟与中国、亚洲在国际可持续发展议题中的作用、作为安全政策议题的可持续发展等。

德国的科学发展道路也是一条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道路。从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德国人就开始建立起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1821年,在莱比锡举行了“德意志自然研究者与医生协会”第一次会议。这个协会从一开始就得到普鲁士政府的承认、支持和控制,此后每年都在讲德语的城市举行年会,成为一种稳定的科学家交流制度。

编辑:麦洛

此外,方在庆研究员还着重强调了德国的科学体制化与“阿尔特霍夫体系”
。阿尔特霍夫被称为“普鲁士大学的俾斯麦”。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工作10年,从事大学管理工作,包括教师的任命工作。在教授任命中,阿尔特霍夫打破大学内部传统与习惯势力的束缚,只考虑应聘者的自身条件,不考虑出身背景,为德国大学造就了一支优秀而又年轻的教师队伍。他所任命的教师平均年龄不超过39岁,而当时德国大学教师的平均年龄是53岁,柏林的教授平均年龄是62岁。阿尔特霍夫还大力推广Seminar体制。Seminar即由一个教授和至少一个编外教授领导的研究所,进行特定方向的科学研究。总之,阿尔特霍夫使用各种手段,把最优秀的科学家集中到普鲁士,特别是柏林的大学中来,使普鲁士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到19世纪末,德国在科技领域已经变成一个实干家和革新者的国度,科学成为一种新的宗教。阿尔特霍夫体系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摇篮”,仅在20世纪的前18年,就产生了19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阿尔特霍夫在广受赞誉的同时,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批评者指出,他无视教授会的推荐权,实施专制的人事制度,培养教师们臣服教育部的奴性。而德国的大学人对纳粹体制毫无抵抗,这种奴性普及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原因。

方在庆研究员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爱因斯坦这样的边缘人完成了伟大的物理学革命。为什么体制内的科学家不能完成这样的革命?也许值得大家深思。

学术报告由跨学科研究室的姜南研究员主持。除了跨学科研究室的成员,来自欧美史、亚非拉史、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的10余位科研人员也参加了这次报告会,并与方在庆研究员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和互动。

(跨学科研究室姜南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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