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新:日本东汉国家产生史研商中的多少个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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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4日,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考古学专业准教授佐佐木宪一先生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楼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酋邦制理论与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的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日本同治大学文学部等单位的学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由王巍所长主持、徐建新研究员翻译。
   
报告开始,佐佐木教授首先指出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无论是于日本古代史,还是在日本考古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而日本学者在探讨国家问题时,一般将古坟时代(3-7世纪)作为主要的研究时段。在此,佐佐木教授明确讲道,应将7世纪作为国家确立时期,而之前的古坟时代是国家的形成时期。接着,他阐述了日本考古学界关于国家形成问题所呈现出的多样化:首先就是古坟时代的社会进化程度如何,即它是早期国家、还是基于美国新进化主义框架的酋邦阶段(即国家的前阶段)、
或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广泛接受的“部落联盟”;而且,人们对社会划分为阶层的重视超过了对部落联盟的重视,或许是出于这样的立场,古坟时代是“酋长联盟”的观点近年来受到广泛的支持;甚至出现了弥生时代是国家的学说;同时,“复杂化社会”(complex
society)的概念也被引入对古坟时代的研究。此外,佐佐木教授认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趋向是,关于在更加抽象及概念化的层面把握“国家”究竟是怎样的社会这个问题,人们立场的不同日渐明朗,这是很大的进步,因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日本考古界,主流倾向是探讨国家的本质及属性的问题,而这是在考古学者自身依赖的理论框架不甚明确的情况下进行的,比如水野正好的《弥生时代国家论》。至于这种进步的原因,
佐佐木教授认为应是源自都出比吕志、岩永省三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研究员)

2014年5月7日,世界历史所古代与中世纪史研究室邀请郭方研究员、宋岘研究员分别作题为“西方当代史学趋势”、“《回回药方》、《本草纲目》与阿拉伯医学”的专题讲座。

内容提要
古代国家形成的基本前提至少有两点:一是古代国家都是建立在已拥有相当规模的生产性经济的社会之上的。二是古代国家是从社会资源被不平等占有的社会中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国家就是一种在必要时用强制力维护对于基本资源的不平等占有的政治组织。本文讨论了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上的几个问题,如中国正史中提到的弥生时代“百余国”的性质、原始官制的产生、中国王朝与邪马台国倭女王的关系、4世纪以后的西日本统一王国、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的政体性质等。本文指出,日本古代国家是相对独立地由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建立起来的;日本古代国家是在东亚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外部因素对日本国家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与东亚大陆上的原生国家相比,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很短暂的。
一、 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的分期
对日本古代史的研究者来说,日本古代国家起源的研究至少有两个难点。一是研究中使用的一些理论概念的不确定性,有关国家起源的诸多问题目前在学术界仍在讨论中,研究者不得不使用一些尚存争议的概念进行讨论。二是历史上许多民族在开始向国家过渡时还没有使用文字,日本大体上也是如此。因此,在日本国家形成史的研究中,往往是一半根据考古学资料,一半依据后世的有争议的文献史料进行复原。
每个国家的形成都有各不相同的历史背景,因而其国家形成有不尽相同的具体原因和契机。但是,古代国家形成的基本前提是有共通性的,这样的基本前提至少有两点:一是古代国家都是建立在已拥有相当规模的生产性经济的社会之上的。没有这样的生产性经济,就不会有社会分工的显著发展,就不可能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也不会有经常性的剩余产品来维持国家组织的存在。二是古代国家是从社会资源被不平等占有的社会中产生的。在这样已经产生了私有制的社会中,社会成员被划分为不同阶层、等级乃至阶级,在对有形或无形的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不同的阶层、等级和阶级所拥有的权利是不平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国家就是一种在必要时用强制力维护对于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占有的政治组织。
国家同原始社会的社会管理组织相比,其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建立起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这种权力机构是依靠武装力量等强制力来支持和维持的。公共权力机构的存在需要有庞大的财政支出,这种财政支出是来源于人民缴纳的租税,因此租税制度的建立也是国家产生的一个条件。根据经典作家的观点,国家的另一个特征是按地域划分人民,而不是按血缘关系来划分。关于这一点,不能过于机械地理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向国家过渡会存在不同的特点,这体现了世界范围内国家起源的多样性。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一些古代国家特别是一些早期的国家中,原始社会中基于血缘关系的氏族制社会关系在国家的一些组织中,如村落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在一段时间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
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在没有受到外部影响的情况下,通过氏族社会自身的发展而产生的国家被称为原生国家。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某些原始民族在不断接受周边先进国家的文明的过程中,使其原有的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迅速演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家。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与上述情形有相近之处。在这种情形下,已在政治上建立起发达的国家形态的先进文明,对其他相对落后、尚未形成国家的民族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先进地区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影响;二是拥有先进文明的社会,由于战争和内乱、统一和分裂等因素的影响,对周边民族的影响力增强或减弱,从而为周边落后民族的民族形成和国家形成提供了某种有利或不利的发展环境。
学术界一般认为,成熟形态的日本古代国家确立于公元8世纪,也就是把引进中国的法律制度作为古代日本国家最终确立的主要标志。关于其形成的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发生期,约在公元2—3世纪;初步形成期,约在公元4—6世纪;确立期,约在公元7—8世纪。
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是建立在从东亚大陆传入的水稻农耕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从公元3世纪中后期开始,位于畿内地区的“小国”经过一系列征服和兼并,成为西日本地区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公元5—6世纪,大和王权通过部分改变旧有的氏族制度,比如,把畿内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氏族组织改变为由大和王权统属的分掌各种权力职能的职业集团。同时,大和王权又创出新的制度,例如在西日本被征服的地区建立屯仓,以增加大和王权的财政来源;建立部民制,把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大陆移民集团置于王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建立“氏姓制度”,倭王利用赐“姓”的权力,控制和规范畿内氏族贵族与王权的关系,最终形成了凌驾于西日本社会之上的统治机构。不过也应看到,畿内地区倭王的统治是建立在各地豪族对倭王权的个人服属关系之上的,这种统治与隶属的关系缺乏明确的法律保证。倭王的统治是通过各地的豪族施行的,因而他对人民的统治是一种间接的统治,这是一种粗具规模、尚不成熟的王制。在这个社会中,既有奴隶制,也有纳贡制、强制劳动、扈从制等不同的剥削压迫形式。7世纪以后,倭王权不断将已拥有的政治、经济权力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为稳固新生的国家权力,不断打击和削弱氏族豪强势力,最终于7世纪中期至8世纪初形成古代天皇制国家。这时的国家已是成熟形态的古代国家。
二、 日本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有关日本国家起源的问题很多,本文不可能展开充分的探讨,仅就古代日本从无国家社会向古代国家过渡的几个问题进行论述。
1. 关于中国正史中提到的“百余国”的性质
在谈到日本从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的问题时,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的中国史书《汉书•地理志》中的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百余国”是指当时分布于九州地区的相互间保持着独立性的地域性农业共同体。“国”这个字即便是在当时的中国,也不具有今天的“国家”的含义。同样,《后汉书•倭传》中记载的建武中元二年向中国遣使朝贡的倭奴国也还没有发展成为国家,其所谓的“国王”还只是当时地域共同体的首领。中国皇帝赐给他的金印上虽然写着“汉委奴国王”,但这只表明了当时中国统治者对周边异民族的一种控制政策,而不反映当时倭人社会的社会性质。
公元107年,倭国王(这个倭国,中国史料中又记为“倭面土国”)遣使向中国朝贡。这次朝贡与公元57年那次朝贡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献上了160名生口。大量的生口,也就是失去自由的人的存在,表明当时倭人社会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自由民中分化出了被称为“奴婢”和“生口”的非自由民;另一方面,地域性农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有势力的“国”不断地兼并弱小的“国”。公元前108年以后,汉王朝在朝鲜半岛设立了四郡(前108年置乐浪、真番、临屯三郡,前107年置玄菟郡)。这样,中国的使者可以经由朝鲜半岛直接到达日本列岛并把观察到的有关倭人社会的知识记录下来。到了公元3世纪,在中国史料中记载的西日本地区的“小国”变成了30国。代表众多小国与中国王朝保持交往关系的是其中势力最大的邪马台国,另外还有一个与邪马台国对立的狗奴国。上述记载都是研究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的重要史料。当然,史料中提到的“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2. 阶级和身份等级的划分
古代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根据全体人民的共同意愿建立的。古代国家总是在已发生分化的社会,即已划分为身份等级和阶级的社会中产生。阶级是按经济利益划分的社会集团;而身份等级就是按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而且,身份同时又是将阶级关系作为政治的或国家的秩序固定下来的社会阶层。在早期的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总是通过身份等级的形式来表现的。根据《魏志•倭人传》的记载来看,邪马台国时代的西日本社会已经出现了阶级关系,同时也是一个存在明显的身份序列的分层社会。大人、下户、奴婢、生口是当时社会中主要的身份序列,其中大人相当于社会的统治阶级,而其他三种身份是被统治阶级。大人在掌握象征社会权力的“威信财产”(象征威望和社会权力的财产)、社会礼仪、婚姻权力、法律习俗等方面,与其他三种身份是有区别的。用《魏志•倭人传》的话来说,就是“尊卑有差”,身份低的人要服从身份高的人。另外,在考古学资料中,佐贺县吉野里遗址主要反映了弥生时代中期至后期的社会状况。该遗址的环壕内的坟丘墓的被葬者与环壕外的公共墓地中的瓮棺墓的被葬者的身份差异是很明显的。
威尼斯人棋牌 ,3. 原始官制的产生
在国家公共权力机关的形成中,官制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邪马台国时代,西日本地区还没有统一,但是在以邪马台国为首的地域性的农业共同体中已开始演化出后世古代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的一些要素,其中之一就是“官制”。众所周知,公元8世纪以后的律令制下的官僚制,是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进行集权统治的主要制度之一。而在公元3世纪的由卑弥呼女王统治的邪马台国,已开始出现官制的萌芽。在邪马台国与其他二十余个小国组成的联盟中,不仅女王国设有官吏,而且还向从属于女王国的其他周边小国派遣专门从事外交活动和检察贸易活动的官吏。
卑弥呼女王直接管辖的官吏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邪马台国国内的官吏,另一种是女王为加强对周边小国的控制而直接设立的官吏。女王国内的官吏分为四个等级,即“伊支马”、
“弥马升”、“弥马获支”、“奴佳鞮”。这四种官吏的具体职能《魏志•倭人传》中没有记载。为加强对周边诸〖JP〗小国的统治而设立的官吏至少有三种,即“大倭”、“大率”、“大夫”。大倭的职能是负责监管诸小国间的贸易交换活动。大率的地位如同中国古代的刺史,除监管诸小国的事务外,可能还具有管辖小国的军事长官的性质。大夫是女王派往中国的外交使节。需要指出的是,大率和大夫这两种官职的设立,都与倭女王与中国王朝和大陆诸国的交往以及引进大陆的物质文化有关。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倭女王在伊都国设置大率的目的是:“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有误。”就是说,是为了垄断女王国以北地区诸小国与大陆各国特别是中国王朝的政治经济交往,以确保来自大陆的各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归女王王权占有。这一点可以说是早期官制的一项重要的职能,也是日本早期官制形成的一个特点。
4. 中国王朝统治者对倭女王王权的定位
日本列岛上的政治势力与中国王朝的交往,据史料记载是始于公元1世纪中期。到了公元3世纪的邪马台国时期,这种交往变得更加频繁和密切了。从公元239年至247年,邪马台国向中国的魏王朝遣使五次,魏国向邪马台国遣使两次。可以说中国王朝在日本古代王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王朝对倭女王的册封和赐赠铜镜、印绶和黄幢等象征权威的贵重物品,加强了卑弥呼女王王权的合法性,巩固和提高了她在诸小国中的地位,有利于与敌国狗奴国的对抗。得到册封的不仅是倭女王一人,女王的使臣也分别得到了册封,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加强了女王国的统治体制。
另一方面,中国王朝与倭王权交往的目的与对方不尽相同。首先,魏明帝册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的目的是继承了汉代以来的传统,即通过对周边异民族的册封,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达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的目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王朝的实力有所下降。尽管如此,中国王朝的权威依然存在,向中国南北方的王朝表示服属和朝贡的国家还是不少的。同时,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周边的东亚诸民族中,有许多民族正处在向国家发展的阶段。这些民族还需要利用中国的权威和学习中国的文物制度。他们与中国王朝的关系是通过双方结成的君臣关系来维持的。其次,就魏国来说,它当时面临着与吴国争天下的斗争。因此,魏国与倭女王的友好外交可能还带有牵制朝鲜半岛、牵制吴国在沿海地区称霸的战略意图。2
魏国统治者对倭女王王权的态度和定位集中反映在魏明帝给倭女王的诏书中。这份诏书的性质是一份制书。关于魏明帝的这份诏书,日本已故秦汉史学者大庭修教授在《亲魏倭王》一书中有过详细的论述。汉代以来,中国皇帝的专用文书分为四种形式:策书、制书、诏书、戒敕,这四种文书统称为诏书。简单来说,制书的特点有三,其起首开始部分都写作“制诏某官”;制书的适用对象为郡太守以上包括将军和公卿在内的所有职官;制诏的内容事项有赦令、赎令、任免令,以及有关其他诸事的指示命令。由此可知,魏明帝对卑弥呼女王的册封使用了制书的形式,表明她的地位是在郡太守以上,地位是较高的;3
同时也反映出明帝对卑弥呼的任命,带有很强烈的要与倭国结成君臣关系的意图。
古代中国对周边民族的影响与控制,往往不是通过直接征服,而是通过建立一种臣属关系、一种册封与朝贡关系来实现的。日本在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没有经历过大规模外族入侵的征服过程(但外来移民与日本本土原住民之间小规模的部族战争是存在的)。这一点,除了日本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之外,还与东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中国王朝对周边民族的政策,即通过建立臣属关系进行羁縻统治而不进行直接统治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5. 古代西日本统一王国的出现
公元3世纪中后期到公元4世纪初,日本列岛的倭人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畿内地区出现了强大的王权。在5世纪,以大和盆地为中心,在日本各地出现了定型化的前方后圆坟。大型古坟中埋葬的是当时日本各地的共同体首长及其亲族。古坟的坟墓形制还表现了当时各地域社会之间存在的某种表示地位高下的身份秩序4

不仅大型古坟,古坟时代的住居形态也印证了共同体首长与共同体普通成员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在弥生时代,氏族首长与共同体成员共同居住在聚落中。到了古坟时代,出现了专为氏族首长建造的大型住居,称作“豪族居馆”。这种类型的古坟时代的大型住居,目前在东日本和西日本地区已发现了六十余处。5
“豪族居馆”往往带有围栏、环濠等防御设施。其中的高大房屋也是一般聚落中没有的。“豪族居馆”与农业聚落中的竖穴住居形成强烈的反差,凸显了氏族首长与共同体成员的对立。原来作为共同体代表的氏族首长逐渐转变为共同体的统治者。
古坟中出土的随葬品中铜镜是最重要的随葬品之一。迄今为止日本出土的铜镜中,大多是从古坟时代的坟墓中出土的。就著名的三角缘神兽镜而言,迄今出土了近400面。其中的80%是从全国的140座古坟中出土的。一次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奈良盆地东南部的黑冢古坟,共出土了33面铜镜,其墓葬年代约为4世纪前期6。
这些铜镜在各地古坟中的分布状况,反映了各地首长阶层的权威和社会地位。到了5世纪,日本各地的古坟群特别是畿内大和地区的古坟群中,开始盛行随葬铁制武器和武具的风俗。从技术来源上看,日本古坟时代的铁制武器和武具与东亚大陆特别是朝鲜半岛南部的铁器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日本的这些铁制武器中,包括了种类繁多的攻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和武具。因此5世纪又有“甲胄的世纪”之称。日本学者田中晋作在研究中指出,各地的大型古坟群,特别是大和地区的古坟中出土的武器和武具,数量多,种类全,且质量好。这说明5世纪以后,先进的武器和武具制造技术是掌握在各地最有势力的豪族手中的。这一重大的变化,不仅说明当时的军事技术、武器制造技术大大提高了,同时也表明武力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了。7
这时期的大和王权中可能已出现了原始形态的常备军。这时期日本国内的部落统一战争也反映在中国方面的史料中。在《宋书
•倭国传》中记载了升平二年,倭国王武(相当日本古代史籍记载的雄略天皇)给中国刘宋顺帝的上表文,全文236个字,用魏晋文体写成。文中提到倭王武的前辈们曾亲自率兵,“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上表文提到的这些被征服小国的具体数量,目前只能看做是一种文字修饰,不过这种部落间的征服活动应当是存在的。上述“征服战争”与中期古坟出现的大量武器随葬品的现象是一致的。这些都表明大和地区的王权是通过武力征服统一西日本的。

在大和地区的倭王权统一西日本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了王权的统治组织和机构,这一点也反映在日本国内发现的为数不多的金石文史料中,比如镶嵌在铁剑和大刀上的铭文。主要的刀剑铭文有三例,即千叶县市原市的稻荷台一号古坟的“王赐”铭铁剑、熊本县菊水町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银镶嵌大刀铭和埼玉县行田市的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金镶嵌铁剑铭。从这三件铭文史料中可以知道,大和王权的统治者当时称作“王”或“大王”。他们拥有“治天下”的权力,这个“天下”包括王所在的地区,也包括被他征服的地区。另外,通过铭文还可以了解到,当时已存在王的权力机构——官厅,即铭文中所说的“寺”。8
同时,从铭文中还可以了解到,当时倭国存在着历代“奉事”于倭王的豪族集团。他们和倭王权共同构成了倭国的统治组织。
6. 倭王权的东亚外交方针
在加强对国内统治的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为了获得朝鲜半岛的铁资源),倭王权还努力加强其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力。当时倭王权的外交方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中国南朝积极交往,致力于成为南朝册封体制下的属国;另一方面是仿照中国的册封体制,试图在自己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所谓“倭本位”的地区性册封关系。这个范围主要是指包括百济、新罗在内的朝鲜半岛南部的诸国。由于东亚大陆存在强大的中国王朝,因此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要得到中国王朝的认可。当时倭国王们向中国皇帝申请得到的称号是“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样一个很长的称号。同时,倭国王不仅要求中国皇帝为自己加封,而且还要求对自己的属下加封各种将军称号。这些称号也许是只能在朝鲜半岛使用的外交称号,不过也可以推测,这些在东亚外交活动中获得的称号,在日本国内倭王权的统治组织内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就是说,倭国王和他的属下也有可能根据中国王朝的册封制,在日本国内建立与这些官职相应的官府(类似都督府、将军府之类的官府)。9
在文献和金石文中记载的一些日本古代的官职名称,如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中的“典曹人”,稻荷山古坟铁剑铭中的“杖刀人首”,以及《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司马曹达”的“司马”,可能就是这样的官府中的成员。

2014年6月24日,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与中世纪史研究室举行了“19世纪以来的西方仪式学理论”学术报告会,王超华和吕厚量分别汇报了各自阅读相关书籍的心得。
王超华围绕《象征之林》和《基督教文化中的形象与朝圣》两本著作,介绍了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研究成果。他着重对仪式过程中的仪式象征符号、过渡仪式中模棱两可的“阈限”阶段与基督教文化中“朝圣”的特点和性质进行了阐述。
吕厚量则对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一书进行了评介。他首先对该书的基本内容和写作背景进行了简要分析,指出作者在理论上的创新之处。他以古希腊艾菲比亚制度为例提出该书在方法论上存在的不足。最后,他还指出该书在翻译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之后,全室人员展开热烈讨论,大家普遍认为,史学研究需要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但前提是应认真梳理其发展线索,并准确理解相关理论的话语和内涵。

 

日本国家起源的过程出现的比较晚,距今只有大约2千年的历史,如果从农耕经济的出现开始算起,也只能追溯到距今2400年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古代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进展比较缓慢,究其原因,一是当时的日本考古学还比较落后,考古学成果的积累还很少,二是因为战前日本的国家体制,即天皇制对学术研究的思想束缚和干扰还很严重,研究日本古代国家史的学者不小心就会被扣上“对天皇不敬”的政治帽子。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古代史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津田左右吉就因为重新研究了古代天皇制的统治原理,遭到当时日本社会上的尊皇派的群起而攻之,他的著作被禁止出售,津田本人和出版其著作的出版社岩波书店还被告上法庭。
二战以后,日本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战前的思想禁锢被打破,对古代国家起源的研究基本上不再有禁区。另一方面,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大规模的国土开发和基本建设事业为考古学发掘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这使日本早期社会的遗址、遗物成倍地增加了。据说近年来日本全国每年发表的考古发掘简报达数千件(其中不仅包括原始社会和古代遗址的发掘,还包括对中世纪和前近代的江户时代遗址的发掘)。大量的考古遗址和实物资料的出现无疑为日本古代国家起源问题提供了有用的研究信息。
战后日本古代国家史研究的发展,是在激荡的现代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展开的。德意日法西斯政权的灭亡,战后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衰落,5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切都促使一向对外部世界十分敏感的日本史学家重新思考原有的有关“东方”和“西方”、“欧罗巴”和“亚细亚”的历史定位,开始重新反省明治维新以来早已深入人心的“西方先进”、“东方落后”,“西方进步”、“东方停滞”的历史认识模式。可以说,后来日本学界对“亚洲古代社会性质”、“亚洲古代国家的形成”、“亚洲古代历史分期”、“亚洲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都与上述的历史反思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如果不了解战后历史的发展,就无法理解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研究中的许多观点的研究动机和用意。
通过战后的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战前的那种把中国史书中记载的日本弥生时代的“国”视为古代国家的观点被否定了。成为战前和战后的古代国家史研究的分水岭的研究成果是石母田正的《古代史概说》一文(收入1962年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中)。1971年石母田正还发表了《日本的古代国家》一书。在上述研究中,他根据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国家起源学说对日本古代国家起源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使日本国家形成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在《日本的古代国家》一书中,石母田论述了“关于国家的研究,不应当只从某种哲学式的原理,而应当从经验科学的和历史分析的角度,对国家的属性和各种职能进行概括”的必要性。在具体研究中,他提出,不应从西欧型国家的各种理论出发,而应从亚洲的日本古代国家的历史中,来构筑日本古代国家的理论。
战后日本古代史学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唯物史观和实证史学两大方法论互相对抗又互相融合的过程。以石母田正为首的左派史学家的观点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古代国家史研究的主流。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的国家形成史研究又被称作“七五三论争”,其意思是古代日本是否是在3世纪出现了国家的萌芽、是否在五世纪形成早期的统一王国,是否在7世纪形成了成熟形态的国家。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日本古代史学界在国家形成史研究中主要关心的问题有古代国家的性质和职能、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形成过程及其统治阶级联合集结的具体形态等问题。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吉田晶提出的关于“国造制”的研究观点和石母田正提出的关于“地方酋长制”的观点。吉田晶的研究强调6世纪的国造制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国造是指在古代统治一方的地方氏族贵族的首领级人物。在国造统治下的日本地方农业社会,是不同于之前的原始氏族制原理,具有古代国家的地方组织的属性。国造在畿内王权的统一各地氏族贵族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古代官僚的性质。吉田晶通过对国造制的考察,指出国家的本质是“统治阶级集结起来,压迫被统治阶级并保护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机构。”后来有学者批判他的定义忽视了国家的公共职能。认为国家的阶级压迫与公共职能不是两立的,阶级压迫是公共职能得以实现的一种形式。
在这一时期,石母田正还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地方酋长制”的观点,他认为在古代日本的成熟形态的国家形成之前存在着一种地方酋长的统治形态,地方酋长与民户之间的关系,是原生的生产关系,而后来引进中国律令法律制度后建立起来的国家与公民(即直接由国家统治支配的班田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是次生的生产关系。他通过对这两种生产关系的分析,力图解释古代国家形成的过程就是地方酋长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集结起来,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因此他认为日本古代国家就是对地方首长的统治权力进行统合的结果。石母田正的观点在70-80年代影响很大,但也遭到了各种批评。另外,石母田正还提出了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国际契机”(即国际背景或国际环境)的问题,认为6-8世纪来自东亚大陆特别是中国的影响,促进了古代日本社会的各种制度的变革,如班田制、编户制、统一税制、军事制度、法律制度等古代国家的各种制度的建立都与所谓的“国际契机”有关。后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东京大学西岛定生教授受到上述观点的影响,进一步提出了古代东亚存在一个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册封体制”的观点。
在对“地方酋长制”观点的批评中,到80年代又出现了认为国家是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第三种权力”的观点。主张这种观点的主要学者之一是大町健。他通过对6世纪以后的农业村落中的共同体首长阶层的分析,指出村落首长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最原始的、包含了最早的阶级关系的生产关系,是国家形成时期的最基层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的不断扩大,在村落范围内无法克服时,由上一级的地方首长,即国造来控制和规范;当国造层面的社会矛盾得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古代国家就产生了。他研究村落首长的目的可以说是要力图从揭示日本古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出发,来解释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原因。在这样的分析之后,他还修改了70年代的学者提出的古代国家的定义,认为“国家不仅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压迫,同时还有对单个的统治阶级进行压迫的职能,国家就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整体的利益,压迫被统治阶级,同时又对单个的统治阶级进行压迫的“第三种权力”,即公共强制力。
总体上看,90年代以前的日本国家形成史研究或显在地、或潜在地受到唯物史观的国家学说的影响,研究者们力图从古代日本的实际出发,从实证的角度,复原从原始社会瓦解到国家形成的所谓“古代化”的历史过程,证明、补充或修订关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观点。不过,仅从上述观点来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上,日本学者的观点都还存在不少问题。
90年代以后日本的国家形成史的研究有两个倾向,一是根据文献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在部分地修正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的基础上重新构筑日本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前提。二是认真地讨论了律令制国家形成之前的首长制社会的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指出首长制在律令制国家形成后仍在地方社会中长期存在。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石母田正就在研究中引进了西方人类学家主张的首长制社会的概念,他曾用这一学说研究过波利尼西亚的原住民社会。但是他在用这一学说研究日本早期社会时,忽略了有关互惠制和再分配制方面的内容。90年代以后,国学院大学教授铃木靖民利用日本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参考新进化论等欧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在5—6世纪日本出现了统一的酋长国,这种酋长国的权力的核心部分是依据氏族制的原理构成的。势力最强大的大和地区的倭王权与地方的小酋长国之间形成了圆锥形的统属关系,7世纪以后,律令制国家的中央政府不断削弱和瓦解地方社会中存在首长制的要素,在这一过程中,原来统一的酋长国逐渐转化为古代国家。但是,原来地方上的旧有的酋长国的制度要素仍残存下来,因此,八世纪还不是古代国家的确立期。公元9世纪的平安时代前期,国家对地方首长——郡司的权力限制不断加强,地方上的酋长制的遗制被不断消除,真正意义上的古代国家才最终确立起来。
大阪大学教授都出比吕志是日本知名的考古学家,他对日本早期农耕社会的研究在日本有较大的影响。他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就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论文。他的研究的特点是把日本古代早期国家形成的研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对日本早期国家形成的社会历史前提的研究,即利用大量的考古学资料,同时也参考了历史文献学和民族学的资料,首先对日本的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即日本早期农耕社会的经济生产状况和早期农民的生活形态进行了详细的复原;第二步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元前后至公元6世纪的日本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日本早期国家的起源进行了分析。他的结论是公元5-6世纪形成的所谓“前方后圆坟体制”是日本古代国家的早期形态。
都出教授的研究体现了微观研究与理论思考相结合,其具体思路如下:
1、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大规模生产劳动的组织和耕地的开发,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公有和私有的矛盾,是农业共同体之间关系发展和政治权力产生的原动力。因此,都出教授首先把从弥生时代至奈良时代(即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8世纪)的农业发展分为四个时期,按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分析了日本早期农业社会的技术进步、生产力的提高、耕地和生活聚落的扩大等问题。
2、根据对不同遗址的竖穴住居内部的生活用具、如炉灶、蒸煮器等各类生活用器具的分析,论证了一座竖穴住居是早期农业社会的最小的生活和消费单位。
3、将各种不同的聚落遗址进行类型划分,然后分析聚落间的阶层差别,以及大型聚落和小型聚落的有机的分布,并从中找出一地区内进行水利灌溉等大规模农业协作的基本单位。他借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用语将这样的农业基本单位称为“农业共同体”。
4、运用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努力揭示出农业聚落间的生产技术、产品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具体状况。他认为日本早期农业社会的制陶者主要是妇女,并进一步推测但是民众的生活活动范围和通婚圈大抵是一致的,即相当于后世的一个郡的地域范围。他还根据核心大聚落的分布和聚落内的遗物研究认为,为了交换农业共同体领域内不出产的生活必需品,在各农业共同体之间形成了物资流通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管理这种网络的管理机构。
5、在理论思考方面,都出指出,古典的原始共同体理论,即马克思的关于原始共同体的学说,强调包含了公有和私有的对抗性矛盾的农业共同体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公有制解体后产生的,但都出认为,这不过是经典作家根据前近代的亚洲专制君主国家和部分游牧民族的实例推演出来的理论。通过对日本考古学资料的分析,他认为,在上述农业共同体形成之前,由数栋住居构成的小集团很可能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
另外,在批判性地研究了魏特夫的东方水利社会学说后,都出比吕志认为,古代日本的水利灌溉规模较小,充其量只能看作是农业共同体联合的一个契机。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以来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在亚细亚,共同体内部和共同体之间的分工的发展迟缓,因此共同体的解体十分缓慢,农村和城市的分离不充分。都出教授不同意上述结论,他引用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观点,认为物资流通机构的形成和远距离交易的活跃开展使政治权力的形成成为必要,并且促进和维持着政治权力的发展。
都出用3个结论总结了他对早期农耕社会的研究:1、世界各地的早期农耕社会具有共通的特点,即以家族共同体为单位的“小生产较为显著的农耕方式”的出现要早于“小生产受到限制的农耕方式”,就是说,早期农耕社会的独立的小生产不是农业共同体解体的产物,相反是小生产的联合产生了农业共同体。2、他认为,古代城市不具有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的基础,仅具有政治的和作为物资流通网络的管辖机构的职能。3、在归纳日本早期农耕社会的特点时,他指出:首先,日本的农耕社会的发展,因为是以高度发展的中国文明为基础条件,所以从农业共同体开始联合到阶级社会的形成,发展演化非常迅速;其次,作为小生产的基本单位的家族共同体在整个历史时代都存在;第三,弥生时代的环濠聚落和古坟时代的首长的宅邸是古代城市的萌芽。
当然,都出对日本早期农耕社会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研究大聚落和小聚落的关系、以及聚落内部住居群的相互关系时,对同时代遗址的分析没有充分展开,而遗址的同时代性是分析遗址相互关系的前提。
关于国家的形成,都出比吕志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并参考文化人类学的“早期国家理论”,将一下几点作为国家形成的指标:阶级和等级身份的形成;租税和徭役的存在;官僚制和军队等统治机构的存在;打破原始共同体规制的物资流通体制的存在。他将这些指标与日本古代的史实相结合,认为:从聚落和墓制的演变情况看,3—4世纪以后日本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动,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和阶层差别;古坟时代的巨大的仓库群反映了租税的存在;从5世纪的古坟中出土的铁剑铭文上的“杖刀人”和“典曹人”的称谓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官人组织和有别于人民武装的军事组织;根据铁资源在西日本地区流通的情况,他认为古坟时代已经存在了广范围的物资流通。根据上述判断,他认为,畿内大和地区的倭王权对地方酋长的强有力的控制,已经不是部落联盟那样的未成熟的权力,公元5—6世纪的日本古坟时代已经进入国家发展阶段,他把这一阶段的早期国家的政治权力称作“前方后圆坟体制”。

世界历史;研究室;报告会;研究员;学术

7. 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的政体性质
根据日本出土木简的记载,倭王对内开始使用天皇的称号是在公元7世纪的中后期,也就是在645年的大化改新之后不久。7世纪中期至8世纪初期是古代天皇制国家形成的时期。首先,古代天皇制国家政体在本质上是具有专制主义色彩的君主制国家。根据8世纪时颁布的律令法典(《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的规定,天皇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权力在统治原理上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律令法典是由古代天皇颁布的,但律令法典中并不包含约束限制天皇权力的规定。其次,古代天皇的王位在极小的范围内继承,具体说是在有血缘关系的皇族内部世袭继承。再次,政府官吏的地位与他的贵族爵位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位阶高的人才能成为高级官吏,而几乎所有高级贵族的位阶都是由天皇直接任命和授予的;就是说,天皇和由他任命的贵族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因此,日本古代国家的权力体系,即古代中央集权官僚政府的权力体系,是封闭性的,而不是开放性的。以上三点可以视为日本律令制国家政权的最重要特征。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古代史学界关于古代律令制国家的政体性质的讨论,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古代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因而是专制君主制国家;另一种观点根据对古代诏令的起草、审议和实施的机构——太政官(相当于我国古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结合体)的详细考察,认为日本古代国家中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于天皇,在身份等级上、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特权的世袭贵族统治阶级,并据此认定8世纪以后的国家是贵族共和制国家(此观点又称“畿内豪族联合政权论”)。10
近年来,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开始倾向于一种折中的解释,即认为日本古代国家中“君主专制的要素”和“贵族制的要素”是同时并存的,不能简单地用一方否定另一方。11
不过,笔者认为,以往有关日本古代太政官对天皇权力的实际上的制约和分割的精细研究以及对畿内、畿外贵族实际统治权力的研究,都未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天皇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天皇的身份是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因此日本古代国家政体的性质只能是君主制,而不是贵族共和制。
古代天皇是从此前的倭王权演变而来的,7世纪以前日本的专制主义王权并不发达。日本的律令法是从中国引进的,具有专制君主国法律的特征。在律令法律制度下,天皇获得了更高、更强的权力。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建立起由官僚管理的较为完备的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组织。通过律令制体制(特别是户籍制度、赋税制度和土地制度),古代天皇实现了对日本列岛各地(当时主要指日本关东地方以西的地区)人民的直接统治。但是,利用外部移植来的法律制度管理国家对7世纪的日本古代王权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所以,立法、执行和司法的具体实施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畿内地区的中央贵族,特别是有中国留学经历的贵族。这样看来,在律令、法律上具有专制君主地位的天皇在对现实社会的行政管理中又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央贵族的权力制约。因此说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是一种“具有专制主义色彩的君主制国家”。
三、 日本国家形成的一般特征
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研究涉及众多方面的研究课题。比如,铁器的传入和制作,国际间或倭人社会内部各地域间的贸易、交换关系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与变化,汉字的使用,外来移民,国造制、部民制、屯仓制、律令制等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体制的建立,都城的建造,宗教与国家的关系,等等。笔者姑且先越过这些问题,归纳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一般特征。
首先,日本古代国家是相对独立地由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建立起来的。这主要是与日本独立于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有关。日本古代国家既不是外族征服的结果,也不是先从属于东亚地区的某个先进国家,然后再分离后形成的国家。
其次,在日本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外部条件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说,就是东亚大陆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日本古代国家与中国等东亚诸国的交往中,其接受大陆文化影响是通过当时日本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实现的,在这样的文化影响过程中,主要有两种“法则”(带有一定规律性的变化)在起作用。12
一种是政治势力扩展发展的“法则”。就古代东亚世界而言,当中国王朝权力稳定、实力强大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诸民族就会积极地加入到中国古代的册封体制中来,依存于这一权威,特别是这些周边民族的社会内部不安定的时候,这种倾向就更为明显。相反,如果中国王朝的强权衰落,出现政治混乱时,周边诸国、诸民族的王权就会一起脱离这一体制。另一方面,当中国国内出现复数的王朝,并互相抗争时,日本等周边诸民族的王权便成为远交近攻的对象,有时还会受到厚遇。由于存在这样的“法则”,在中国王朝强大或国内出现复数王朝的条件下,与中国王朝接触的周边民族的王就被编入册封体制内并出现在中国的正史中;在中国王朝衰落和发生动乱的条件下,周边诸国各自独立,因而不会出现在中国的正史中。在日本古代史上,倭的奴国王、邪马台国的卑弥呼和倭五王出现在中国的正史中,都是发生在前一种条件下。第二个“法则”是文化和文明传播的“法则”。在日本接受大陆文化影响时,都是通过当时日本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实现的,即便在日本加入中国王朝的册封体制的时期也是如此。因此,日本引进中国文明的过程还体现了日本自身的选择能力。这种选择取舍主要取决于当时日本社会内部的需要。回顾弥生时代以后的历史,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利用大体上存在着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器物技术到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的过程。这些经过选择取舍的外来文化与各时期日本列岛上的社会发展水平大致是相适应的。
最后,与典型的原生形态的国家相比,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是比较短暂的。本来,国家形成过程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时间上是无法进行比较的。不过,如果两个地区文明存在密切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比较。以东亚大陆上的中国为例,中国文明与国家的诸制度,比如,农耕生产技术、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行政官僚制和法律制度等,都是在非常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渐积累发展起来的。与中国相比,日本则是在较短的1000年至1200年的时间里把这些在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发展起来的先进文化成功地吸收进来,形成了古代国家。在从古至今的任何一个时代,世界上都存在着相对先进和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而且,落后民族总是面临着是否向先进文明学习的选择。美国的人类学家托马斯•哈定等著《文化与进化》13
一书中,在谈到文明与进化时,曾使用了“历史落伍者的特权”这一术语,意思是说落后国家可以容许或是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完成的发展模式,从而跨过整个中间发展阶段。可以说在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日本人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特权”。
注释:
1.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879年的《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和1880—1881年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已有关注。他在摘录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时,指出氏族血缘关系和新的地缘关系相结合,形成新的政治结构的关系纽带。他写道:“于是,德莫、地区部落和国家代替了氏族、胞族、部落等。但是它们仍作为世系的系谱和宗教生活的源泉而继续存在了数百年之久。”也就是说,“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和以地区和财产为基础的国家曾长期并存。”《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335页。
2.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3—73页。
3.大庭修:《亲魏倭王》,学生社2001年版。
4.西岛定生:《古坟与大和王权》,同氏著:《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
5.小笠原好彦:《首长居馆与王宫》,大冢初重等编:《古坟时代的日本列岛》,青木书店2003年版。
6.《卑弥呼的镜》,日本每日新闻临時增刊号,每日新闻社1998年3月。
7.田中晋作:《从武器的所有形态看古坟被葬者的性质》,横田健一先生古稀纪念会编:《文化史论丛》上卷,创元社1987年版。
8.制作于5世纪后期的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文中称:“辛亥年七月中记。乎獲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垝,其儿多加利足尼,其儿名氐已加利獲居,其儿名多加披次獲居,其儿名多沙鬼獲居,其儿名半氐比,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獲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獲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炼利刀,记吾奉事根原也。”在中国汉代,就有“城郭官寺。”的说法。日本古代刀剑铭文中的“寺”当作“官府”解。见《汉书•元帝纪》云:“城郭官寺”。(注:师古曰:“凡府庭所在,皆谓寺。”)
9.铃木靖民:《倭五王的外交与内政——府官制秩序的形成》,小笠原好彦、吉村武彦编:《展望日本历史•4•大和王权》,东京堂出版社2000年版。
10.关晃:《律令统治阶层的形成及其结构》,《新日本史大系2古代社会》朝仓书店1952年版;同氏著:《律令贵族论》,《岩波讲座•日本历史3古代3》,岩波书店1976年版;早川庄八:《天皇与太政官的职能》,日本历史研究会编:《日本史研究的新视点》,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大町健:《律令国家是专制国家吗》,《论争•日本的历史3》,新人物往来社1991年版。
11.仁藤敦史:《律令制国家论的现状与课题——以“畿内贵族政权论”和“在地首长制论”为中心》,《历史评论》第500号,1991年12月;仁藤敦史:《律令国家的王权与仪礼》,佐藤信编:《日本的时代史•4•律令国家与天平文化》,吉川弘文馆2002年版。
12.堀敏一:《东亚世界中的古代日本》,日本研文出版社1998年版。
13.托马斯•哈定等著,韩建军、商戈令译:《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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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27日,发表时有删节,题为《二战后的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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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

 

报告会现场

   
通过上述研究状况的解析,并结合1999年在关东地区的调查研究,佐佐木教授进一步指出,在日本列岛内部国家形成过程中不同地域的社会进化方式存在着差异,基于调查研究,他认为,就古坟时代而言,日本学者石母田正所倡导的“地方首长制”比较合理的解释了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上述地域差异。接着,佐佐木教授回顾并解析了美国“过程考古学”中经常被引用的酋邦理论(铃木靖民正是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古坟时代的),尤其是华翰维(Wright,
Henry T)、肯特•弗兰纳里(Kent
V.Flannery)等学者的相关学说,他进而指出,在日本古坟时代考古学者中,所谓的酋长联盟指的就是肯特所说的酋邦那样的社会集合体;另外,将古坟时代视为“部落联盟”社会的观点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认为古坟时代是阶级关系不发达的部族社会的联合体。接着,他讲道,在这种部落联盟观点流行时期、铃木靖民倡导酋邦理论之前,石母田正为了说明国家形成之前的古坟时代社会,引入了“首长制”(即以共同体关系为基础,掠夺共同体一般成员的剩余劳动产品和剩余劳动的体制)这个概念,并将这一体制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1)作为原始共同体生产关系的必然性发展而形成的阶段(即弥生时代);(2)首领转变为统治者,生产关系转化为阶级社会,因此共同体的劳动转化为对共同体首长的徭役劳动(即弥生时代末期以后);(3)作为执行社会职能、调整敌对利害关系的机构,国家权力(国造制)开始萌芽的阶段(即5世纪末或6世纪初期以后);(4)专制国家(即律令国家)建立的阶段。接着,佐佐木教授比较了石母田正与华翰维的理论,他认为二者的理论观点很相近,他们的共通点尤其表现如下:中央的决策行为在内部没有被细分化(也就是对下级未能进行严格的统治),因此导致下级决策者能够单独采取行动。另外,华翰维认为虽然(统治体系)在外部被专化,但在内部没有被专化;而石母田正则指出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拥有两面性,她既是具有萨满性质的女王,又是中国魏王朝的“亲魏倭王”,也就是说,石母田正认为,无论邪马台国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未开化,在对外方面却可以是开明的,可以看出两人的观点是相通的。在此,佐佐木教授认为上述两个人共通的理论框架可以合理完美的解释古坟时代社会,因为虽然三世纪中叶至七世纪初期的古坟时代的确是以规范化、广泛化的前方后圆坟为广泛特征的,但实际上因地域的不同,社会结构和社会进化速度的差异性很大,如不对此进行说明的话,就很难对日本列岛独特的国家形成过程进行模式性的归纳。
   
接着,佐佐木教授指出,在讨论模式的合理性之前,必须提到的是都出比吕志先生关于古坟时代是早期国家的观点,都出先生批判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古坟时代是部落联盟”的学说,并认为古坟时代在以下几个方面已达到早期国家的阶段:第一,存在着阶级统治者;第二,存在着劳动产品经常性、社会性的剩余,这使掠夺成为可能;第三,存在中枢性的整体,具备了公共权力的要素;第四,存在着有别于人民武装的军事组织;第五,按地域划分的原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六,存在中间首长的间接统治;第七,在资源流通中存在着上下级的关系;第八,在共同体的内部和外部存在着纳贡关系。通过对都出先生观点的介绍,佐佐木教授认为这一观点是划时期的重要观点,但这样的观点也并非毫无问题。佐佐木教授进一步分析道,由于都出先生的观点重视古坟时代的中央的存在,所以他的观点没有更多地涉及未加入大和王权的地方社会的存在,以及分布于各个地域的社会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同时,在谈到中间首长时,都出先生认为这是指地方上的盟主性的前方后圆坟,并将其视为大和王权间接统治的证据,对此,佐佐木教授认为,虽然大和王权间接统治的地区很可能存在古坟时代,但其中也会有大和王权的统治未能达到的地方。此外,佐佐木教授还指出,都出比吕志的论文在行文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结果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误解,即都出先生虽然强调了上述诸特征可能是在古坟时代三百年间不同时期出现的,并且是以不同的速度进化的,但实际上给人一种印象,就是在前方后圆坟出现的同时,日本列岛各地的发展同时已经具备了上述诸多属性。实际上,在证明这些属性的考古资料中,有些资料在出现 
年代的断代上,被勉强地定位到比考古学界的一般认识更早的年代。
   
佐佐木教授认为,为了克服都出比吕志先生观点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应以关东地区的古坟为素材,重构一个重视古坟时代地区差异的模式。他指出,在古坟时代前期(3世纪后半-4世纪)的关东地区,发展不成熟的地方有很多。有些地方,比如枥木县那须地区,在古坟时代前期的较早阶段(3世纪后半叶)就建造了前方后方坟。在东京东郊的千叶县地区,如市原市的草刈遗址所显示的,低坟丘的方坟群中有一座低坟丘的前方后方坟。佐佐木教授分析道,这些坟墓在形态上与弥生时代的周沟墓相类似,假设有人不是被埋葬在低坟丘墓中,那么就难以想象这类人与埋葬在这种建造时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的低坟丘墓中的人之间存在阶层的差异;另外,在前方后方坟和方坟群的墓主之间也很难想象存在阶层的差异。他指出,上述这样的地区,在奈良盆地兴建全长200米级别的大型前方后圆坟时期,存在于日本列岛各地,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石母正田对首长制社会四阶段的划分是一卓见;事实上,阶级关系不发达的地区在古坟时代是很多的。
   
至于阶级关系,佐佐木教授讲道,尽管都出比吕志先生认为从前方后圆坟到前方后方坟、再到圆坟、到方坟这样的一个古坟时代的差别,是以被葬者生前的社会阶层相关联的,但据明治大学文学系考古专业人员对山形县川西町下小松古坟群的调查显示,在东北地区却未必遵循这样一种原则。此外,佐佐木教授指出,对于古坟时代后期的横穴墓的社会定位也因地域而有所不同,这是说明各地有很大的独立性的一个证据,例如,在远江东部地区,横穴墓与伴有高台的古坟分布于同一区域,两者的差别在于被葬者生前的阶层差异;相比伴有高台的古坟,横穴墓居于上位(即最高级别)。远江东部的这种状况,说明横穴墓与伴有高台的古坟的差异并不是集团的或观念的差异。另外还有一点,即都出比吕志在1989年主张的前方后圆坟、前方后方坟、圆坟、方坟这种古坟形制的差异与被葬者生前的社会地位的相关关系并不适用于这一地区。而且,像东海地方那样的靠近大和的地区也能见到这种现象,颇有意味。同时,佐佐木教授认为,地区首领的交流也没有受到大和王权的限制,而是进行自由的交流,比如,考古调查就发现北武藏地区与房总半岛之间存在着埴轮与石室石材的交流、茨城县北部的ひたちなか市的十五郎穴横穴墓群与东京都北区的赤羽台横穴墓群可能是由同一批人营造的(由横穴墓的形态可知)。对此,佐佐木教授认为,尽管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大和王权在多大程度上掌控或介入了地区首领间的交流(这一点也很难验证),但这样的交流事实在当时肯定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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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方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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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7日,世界历史所古代与中世纪史研究室邀请郭方研究员、宋岘研究员分别作题为“西方当代史学趋势”、“《回回药方》、《本草纲目》与阿拉伯医学”的专题讲座。

 

郭方研究员在报告中主要介绍了总体史学中较有影响力的两个理论: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的“生存圈”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在上述基础上,佐佐木教授指出,古坟时代的地方社会不可否认地处在大和王权的影响下,但是它们的机制的运作是独立和自主的,这种松散的社会联合体,正是大和王权的本质。进而他推测,在古坟时代的地域社会中,恐怕也存在过铃木靖民曾经设想的酋邦,并且残存着许多像部落社会那样的阶级关系不发达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石母田正的重视地域社会多样性的国家形成学说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最后,在王巍所长的主持下,与会学者就弥生时代的启始年限以及当时的礼仪用具与早期国家的关系、聚落形态所反映的信息与国家形成的关系、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判断国家形成的观察标准及国家形态同佐佐木教授进行了交流。

麦克尼尔所说的“生存圈”主要是指社会的生存圈,任何个人、民族、国家都需要生存圈,而且它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大不断发展。“生存圈”又是分等级的,从简单和微型的生存圈到世界帝国。在发展过程中,“生存圈”的出路有三个:发展生产,加强交换,扩大“生存圈”;停滞,等待先进文明的到来;灭亡。随着文明的交流、技术的交换、社会组织的变革,“生存圈”在文明中心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

 

沃勒斯坦进一步发展了上述“生存圈”理论,提出了以“中心”、“半边缘”、“边缘”等概念为特色的“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认为生存法则决定了中心与边缘的依靠关系。中心必须要为边缘提供物品、技术、文化和安全,并保持自身的相对先进性,但这个体系会随着中心的过度盘剥而崩溃。只有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和谐”才能跳出这个治乱的圈子。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与外来文明的接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通过商贸、传教、迁徙和战争等活动,文明之间发生冲突,文明由此取得进步。但是文明间的这种接触既可能是推动力,也可能造成重大破坏。与麦克尼尔一样,沃勒斯坦也强调自然灾害、疾病、生态灾难等因素的后果,导致文明或国家出现内忧外患,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爆发,文明或国家最终瓦解。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是一种“无形的手”,超出一个国家的控制范围。它的发展不仅是范围的扩大,也是深度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由于不断应对危机,积累资本,追求所谓的“和谐”,因此,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灭亡迟迟没有发生。而且,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各国革命实际上都是在竞争中失败,重新进行定位、试图摆脱被控制地位的过程。

 

麦克尼尔和沃勒斯坦的理论解释了诸如社会、阶级和自然等问题,从上述理论出发,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分析农民、生态、人口的科学再生产、人的精神等问题。根据上述理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对一个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要充分认识;各个社会间的关系必须整体来看;必须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生态、科学文化的关系;并非所有事物都是本地的,本地的也未必是最好的;对文化和文明的内涵要有全面认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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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丹)

宋岘研究员

宋岘研究员在讲座中,结合自身治学经历,运用生动而风趣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自己对《回回药方》中涉及的部分疑难药名来历与阿拉伯、波斯医药学知识的研究成果,并利用《回回药方》、《普济方》等医书所提供的宝贵信息对《本草纲目》、《南村辍耕录》、《常德西使记》等古代汉文典籍中涉及回族医药学的疑难内容进行了独到的解读。

宋岘研究员的主要治学方法是运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进行比较语言学对比研究,运用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医药学、化学等相关专业知识,对《回回药方》中汉化后的人名、药名的来历进行反向还原与合理推测,试图挖掘出这些汉化名称背后所包含的阿拉伯、波斯医药学信息。宋岘研究员认为,现存《回回药方》中提及的医学家“卜忽剌忒”实为古希腊著名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该书中所说的“红石扁豆”则为来自中亚的鸡血石;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提及的病症“小蟹”是阿拉伯医生对癌症的称呼;朱彧《萍洲可谈》中谈到的可用来解毒的“摩挲石”为阿拉伯人所说的“穆萨石”,实质上是一种煤精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第11卷中坦承“皆不知何物也”的四种回族药名“朵梯牙”、“可铁剌”、“安咱芦”和“阿飞勇”分别为天然硫酸锌洗眼剂、西黄耆胶、一种阿拉伯植物的树脂和鸦片;而《常德西使记》中记载的中亚盆栽植物“奴哥撒儿”则是当代人所说的仙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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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的另一个特点是试图将具体的考据问题与中古世界东西方人口、物质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结合起来。宋岘研究员从基督教《新约》中施洗者约翰的名字发音在地中海东部的变迁过程中得到启发,认为阿拉伯使者于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进献的“无名异”实为用来黏合药膏的沥青,这种沥青因在中东地区被用于制作干尸而得名。这种称谓的演变可以折射出古代地中海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复杂过程,也反映了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属于弱势群体的基督徒医生在西方医术东传过程中做出的不为人知的杰出贡献。此外,被不少国人误认为本土野生作物的优质芦荟其实最初被印度人药用,而以也门南部索克特拉岛出产的芦荟最为著名。该作物后被阿拉伯人传入中国,以索克特拉命名。芦荟的入药和物种传播同样是古代物质流动与文化交流的一个生动范例。在介绍这些事例的基础上,宋岘研究员进一步提出,包括回族、维吾尔族医药学在内的少数民族医学是博大精深的中华国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的国学复兴理应包括对西北少数民族医学的抢救与保护。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跨国境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必将发挥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讲座结束后,与会同志们就历史研究中语言学方法的可靠性、世界体系理论对文化交流史的指导作用、古代世界人与物的流动规模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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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历所古代中世纪研究室 吕厚量、王超华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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