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引进美国农作物的风波

原标题:百年前引进美国农作物的风波

托克逊县在今年的农业工作中,积极引进农作物新品种,提升农作物的质量。该县从内地引进大棚瓜果和蔬菜的种植技术,并从台湾引进了金种冠龙西瓜新品种。该县还从澳大利亚引进了“大力士高粱草”,这种草目前已试种成功,亩产10一15吨,年收四茬,年内可在全县范围推广种植3000亩。来源:吐鲁番报

于田县与新疆农科院粮棉研究所、北京东研开发责任有限公司等开展技术合作,引进新品种20个,试种面积1720亩,其中:西红柿品种8个,试种面积1500亩;玉米品种2个,试种面积5亩;水稻品种1个,试种面积100亩;黑枸杞品种1个,试种面积100亩;红枸杞品种1个,试种面积10亩;黑玛卡品种1个,试种面积1亩;鹰嘴豆5个,试种面积1亩;谷子品种1个,试种面积3亩。

在最近与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合作举行的农业研讨会上,引进和生产新的农副产品成为研讨的主要议题。叙农业研究部门说明了为了提高产品附价值和满足人们对新水果的需求,种植新的和在叙很少的品种如藏红花、鳄梨很有必要。

清代是全国人口急剧膨胀的时期,也是我国粮食产量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主要还得益于玉米、番薯等高产农作物的引进及迅速推广。

玉米原名玉蜀黍,原产于美洲,在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后陆续传到世界各地。玉米是怎样传入我国的,到明朝末年,全国大多数地区已有种植,但数量有限。

【想入非非】

玉米的迅速推广与普及是在18世纪以后。玉米最大的特点是须根系发达,吸收养分和水分强,产量高,特别适合旱地和山地种植,自然受到开荒者的欢迎,成了他们“恃以为命”之物。

新技术推广不只是科学家的事情,原有利益关系只有不断调整,甚至颠覆,技术推广才能顺利进行。

比如安徽霍山县,在18世纪初,人们只是在菜圃里偶种一两株给儿童吃,但到18世纪后期已经遍布山谷,西南二百里内都靠它做全年的粮食了。

蔡非

番薯,又称甘薯、红薯,传入我国的时间要比玉米晚一些。据说万历初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吕宋经商,看到甘薯,想把它引入祖国。当时吕宋不准薯种出国,但他还是冒险买了几株薯藤偷带回家乡,加以培育。

是否应该引进进口转基因作物,是当下网络上的敏感话题。在100年前,一种美国农作物进入中国的过程同样是一波三折,支持者和反对者甚至为之组成武装集团,在乡间爆发不计其数的械斗。

甘薯耐旱、耐瘠、耐风雨,病虫害也较少,适宜于山地、坡地和新垦地栽培。所以在当时人地矛盾日渐突出的情况下很快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青睐,种植面积迅速扩大,“高山海泊无不种之”,故当时有“红薯半年粮”之谚。只是因甘薯的营养价值和口感不尽如人意,普及程度尚不及玉米。

这种农作物就是棉花,因其品种和当时中国本土棉花不一样,棉纤维较长,被当时人称为“美棉”,区别于本土的“中棉”。

此外,马铃薯、花生、向日葵等一些农作物也于明清之际传入我国,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这些农作物尤其是玉米和番薯,在清中后期逐渐取代了谷子、高粱等杂粮,在我国农作物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仅次于稻米和小麦的重要农作物,大有反客为主之势。它们的引进与传播都不是偶然的,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对解决当时的粮食问题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还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是南宋引入占城稻以来的第二次农业革命。

20世纪20年代,欧洲列强因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东亚的纺织品倾销,于是在中国沿海上海、青岛、天津等地,机械化纺织厂迅猛发展了起来。

纺织厂需要的原料就是棉花,而中国本土的棉花纤维太短,无法用于机械纺纱,所以虽然中国当时是世界最大的棉花生产国,但却很尴尬的发现无法满足国内纱厂需求,不得不每年花费大量外汇向国外进口棉花。到1931年,在中国的贸易赤字中,棉花进口占到了近三成。

对一个落后的国家来说。宝贵的外汇来之不易,所以从国家层面来说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必须引进良种,实现美棉本土化来替代进口。

实际上引进美棉的好处,在晚清时期就有人看出来,地方督抚和光绪皇帝都曾经尝试引进棉种,但无奈晚清时期财政捉襟见肘,对这件事的推广力不从心。

到了民国时期,大学、商会等社会组织不断宣传美棉引进的好处,但推广并不顺利,各地方各自为战,并且只重视推广不注意育种,所以引进的外来棉种几代后就开始退化,结果年年推广,种植范围却越推越小。

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在南京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并延揽美国棉作专家洛夫为总技师,指导美种改良工作。这一次在技术层面已经没有问题,育种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从种植者角度,改种美棉也有好处,因为华北的气候土质比美国更适合棉花种植,产量甚至比美国高出了30%,而由于现代纺织厂急需能做原料的棉花,市价也比中棉高出了20%,而且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美棉可以种植在黄河附近的沙质荒地上,在原本只能种鸦片的地方,生长依然良好。

于国于民都有好处的农业科技引进,按理说应该是畅通无阻了吧?

可实际操作起来却还是困难重重,首先是风俗上的,比如鲁西地区农村当时有项习俗:在农作物收获一定时期以后,穷人可以随意捡拾田中剩下的落穗。美棉的生长周期远比中棉长,当数百名饥民冲进棉田,按惯例来采摘田里的一切时,美棉根本就还没到可以收获的程度。为了保护美棉,当地本来为了推广分发种子的“棉花会社”不得不武装起来和饥民搏斗。

风俗上的误会还是其次,鲁西地区豪强地主尤为顽固地反对美棉推广,数百年来,不少豪强地主的经营方式就是趁灾荒时尽可能兼并土地,形成粮食垄断后再高价卖粮获利。而如果一般的农民因为种植美棉获利,有了一口饭吃,就不会再贱价卖地了。

另外还有土匪。民国期刊《东方杂志》对山东农民状况调查时指出,1923
年山东土匪索取的赎金竟相当于该年全省的总税收。1928
年山东土匪总数至少在20
万人以上,几乎无县不匪,土匪们到处打听各处农家谁是肥羊,然后上门绑票勒索赎金,因为引进美棉,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的农民,就成为他们下手的绝好目标。

1933年以后,在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后,引进美棉的努力终于逐渐取得了成功,这也是“黄金十年”中真正值得夸耀的一件成就,从1931到1936年,棉花进口量年年下降,进口棉花量比最高峰下降了85%,国民政府终于在经济领域打出一场漂亮仗。21世纪的今天,我国种植的全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引进的美棉及其变种。

新技术的推广普及,向来不只是科学家的事情,往往好处越大,牵涉到的利益就越多,原有利益关系只有不断调整,甚至颠覆,技术推广才能顺利进行。(作者系武汉历史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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