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发现汉代乡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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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7-27文章出处:新华网作者:童芳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6日公布,在位于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新津分院西北门发现汉代乡村遗址。汉代乡村遗址在四川发现极少。

遗址被命名为桥津上街遗址,该区域地势平坦、地理环境优越,自汉代以来一直有居民活动,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汉代遗址为此次最重要的发现。目前汉代遗址发现灰坑20余个、灰沟8条、房址9座、卵石堆积4处、水井1口、古河沟和河道5条。遗址主体时代为西汉时期,发现有西汉时期典型器物,如釜形鼎、折腹钵、釜、瓮、凸棱纹盆、甑、卷云纹瓦当、半两和五铢铜钱等。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现场考古发掘领队杨洋介绍,从目前出土的汉代遗迹和遗物来看,此处应为一处较大规模的汉代居址,等级与乡里相匹配。通过此次发掘,大致弄清了该遗址的空间分布,居住区位于西部和北部,排水沟与东部和南部地势低洼处的河道相连,形成了经过人为规划、适宜生产生活的乡里聚落。

“此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汉代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聚落分布、经济生产模式、地形地貌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研究汉代基层聚落不可多得的资料。同时,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找到直线距离约2公里的宝资山汉代墓群的开凿和使用人群提供了重要证据和指向。”杨洋说。

除了汉代遗址,该区域还发现了唐宋、明清及近现代时期的遗迹遗物,其中出土的唐宋时期遗物较多,包括圈足碗、黑釉盏、四系罐、五足香炉、三彩器、盘口执壶、砚台等。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6日公布,在位于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新津分院西北门发现汉代乡村遗址。汉代乡村遗址在四川发现极少。

新华网成都3月23日电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3日宣布,一处汉代先民生活场所的遗址在成都市青白江区被发现,这处遗址是成都平原少见的原生汉代文化遗存。

张家坝全景 道教碑刻
近日,通川区文物管理所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北外镇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3处,其中张家坝的汉代遗址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据了解,从4月14日起,区文物管理所在历时二十余天田野地毯式的调查中,在北外镇新发现13处文物点,其中包括汉代遗址1处,汉代墓群1处,崖墓2处4座,明代墓葬1处,清代墓6处,古寨1处,道教碑刻1处。据该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川区以前也发现过汉代墓葬,但汉代遗址极其少见。本次发现的张家坝汉代遗址面积达70万平方米,保存有汉代砖室墓等遗迹,文化堆积可分6层,厚近1.5米,并且还采集到汉代花纹砖、陶鼎足、器底等文物。

遗址被命名为桥津上街遗址,该区域地势平坦、地理环境优越,自汉代以来一直有居民活动,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汉代遗址为此次最重要的发现。目前汉代遗址发现灰坑20余个、灰沟8条、房址9座、卵石堆积4处、水井1口、古河沟和河道5条。遗址主体时代为西汉时期,发现有西汉时期典型器物,如釜形鼎、折腹钵、釜、瓮、凸棱纹盆、甑、卷云纹瓦当、半两和五铢铜钱等。

据青白江区文管所所长杨小明介绍,该区域文化堆积有明清地层、唐宋地层和汉代地层。
主要遗迹为500余平方米的汉代遗址,汉代文化堆积层达0.3米至0.8米厚,是成都平原少见的原生汉代文化遗存,可分辨的器形主要有陶釜、陶罐、陶鼎、陶钵、陶缸、陶瓮等。此外,在这一区域还发现了一座明墓以及唐宋时期的窑址、水井、7座砖室墓葬等,出土器物有碗、四耳罐、双耳罐、金耳环等。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现场考古发掘领队杨洋介绍,从目前出土的汉代遗迹和遗物来看,此处应为一处较大规模的汉代居址,等级与乡里相匹配。通过此次发掘,大致弄清了该遗址的空间分布,居住区位于西部和北部,排水沟与东部和南部地势低洼处的河道相连,形成了经过人为规划、适宜生产生活的乡里聚落。

“此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汉代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聚落分布、经济生产模式、地形地貌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研究汉代基层聚落不可多得的资料。同时,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找到直线距离约2公里的宝资山汉代墓群的开凿和使用人群提供了重要证据和指向。”杨洋说。

除了汉代遗址,该区域还发现了唐宋、明清及近现代时期的遗迹遗物,其中出土的唐宋时期遗物较多,包括圈足碗、黑釉盏、四系罐、五足香炉、三彩器、盘口执壶、砚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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