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望:历史视野中的新文化运动

重点学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上备受争议的一项制度,因其有损教育公平而被指责为“中国教育制度催生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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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距今已近百年。“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起飞”。百年后,推开历史的旋转门,百年前的革新号角仿佛就在耳畔。如今,身处这个大转型的时代,我们是否有新文化运动之先驱一代的自觉的意识,反思曾经走过的道路,总结沉淀下来的文化,以此为根基,通过创造适于今日之“新的文化”以照进未来?
新文化运动:中国先进分子共同的历史选择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影响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弘扬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猛烈抨击旧传统、旧礼教,冲击、动摇了封建主义在思想界的统治,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高潮,推动了中国文化向现代的转型。新文化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更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条件。有论者指出:“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的特征。”
汇集在《新青年》的旗帜下
回望新文化运动,至少要将历史向前“倒带”至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此,孙中山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民国初年,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也曾实行过。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人们曾以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国起衰振弱的种种措施都尝试过,结果均未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辛亥革命的流产,曾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
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社会上,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笼,它们利用人们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这些东西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
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一批进步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
最先倡导并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新青年》创刊时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但这并不表明它不关心政治,实际上其作者明确认识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所进行的斗争,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旧政治的声讨。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他们不愿意就事论事地议论现时的政治问题,而力图通过思想的启蒙促进政治的根本改革。
以《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7年1月,着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他即对保留着浓厚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广为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这些改革的实施,培育了北大一代新风,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猛发展。
期待德先生赛先生拂去黑暗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大基本口号,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们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黑暗。他们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他们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这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及自由民主权利等内容。二是指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尖锐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它主要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们强调要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学精神,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
需要承认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参加者也提出了某些脱离国情的过激主张,如完全反对中医、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但瑕不掩瑜,今人无法苛求先人,我们必须看到新文化运动在反封建过程中发挥的巨大历史进步作用。
同时,还应当看到,新文化运动不是铁板一块,从这场运动诞生的那一刻,就充满着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传统与反传统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正是一场又一场的争论推动着新文化运动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入。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各种社会与文化改革并未完成,甚至连人们对这些改革及其意义的评价也在不断深化,以至于在相当大程度上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韩水法:“全盘西化”和彻底复辟皆无可能
当人们谈到某种历史的进程、某种现象的发生而运用“命运”这个概念时,毫无疑问,这透露了他们在认识和实践两方面的无力感。一种巨大的社会趋势和历史潮流,人们看到它的发生,感受它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变化,甚至能够感知和预测它消极的结局——有如看到一列即将颠覆的列车,就是无力阻止,甚至连阻止它的勇气也没有,而不仅仅是没有力量。另一方面,人们亲临和感受了极其危急的情形,最终却见证它导致了出人意料的积极结果。这同样也被称为“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经无数次经历这样的情势转变。现在,人们面临的是同样巨大的问题: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正在和平发展,这看来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无可否认的共识。但是,中国文明是由此走向灿烂的前景,还是继续它崩坏的路程?倘若是前者,人们就要沿着既有的路线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倘若是后者,就得改弦更张,调整方向。今天,“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有人不仅质疑推翻清王朝的历史事件,甚至还提起“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话题,至于质疑新文化运动,则更不在话下。但似乎少有人注意到,近几十年来,在反对“全盘西化”的标帜之下,正是社会盲目地“西化”最剧烈的时代。试看那些张口儒家闭口传统的人,身上还有多少中国的东西?
一个社会在剧变之后,往往会经历一段复辟的时代。但是,今天的中国却面临一个极其复杂而困窘的境遇:复辟到什么时代?如果崖山之后无中国,那么要恢复赵宋之世?抑或更古而气象更盛的汉唐?诚然,儒家思想体系为人们提供了通行于中国传统社会主体的普遍价值,但各个朝代因应社会历史环境,在观念、制度、器物和疆域上是大有殊异的。孔子的学说原也是两头不靠的。他一心想要恢复周礼,但那个时代离他太远也实在难以恢复。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亦在孔子身后三百年,而所谓儒术亦掺杂了许多与孔子无关的思想。
“全盘西化”或彻底复辟,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是正当的,亦即通过程序规范的民众选择。然而,只要经过这样的选择,上述两种取向皆是不可能的,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自由而自主的民众选择,必然会造就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而这正是当今某些人所不愿正视亦无法理解的。这种选择并不依赖于某些人的机会主义,他们昨天或许还在鼓吹“全盘西化”,今天摇身一变,就穿着满式对襟衫倡导彻底复古了。于是,以其庶几西化之身来行彻底复古之事。但是,沉渣的泛起,绝不是传统的恢复。关键在于,无论中国传统的精华,还是现代社会公认的正义原则,都是旨在通过规范的程序和制度,使中国民众能够得其所需。
中国文明的历史命运,既不受制于过去,亦非委身于西方,既不仰仗庙堂,亦不可托迹江湖,而取决于民众的自主行为。在现代中国,人们常常推许一个信念,即历史由人民创造,而历史的具体形态就是文明,文明自然也是人民创造的。但在今天,人们所需要的并非仅仅是文明的独特性,更要追求社会的公正、合理、稳定和繁荣。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新文化运动时,我们就可以发现,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续其实就是现代中国民众的认同重新形成的社会行为,无论中国人的认同,还是中国的认同,都依赖于关于中国文明的清晰理解和共识。
中国现代文明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来说,就建立在中国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的基础之上。当我们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文明的历史命运时,非唯如此,便无可能。
新文化运动“新”在哪里?
新文化运动距今已近百年。围绕着这场运动的讨论,自其出现以来便从未停止。如果在较长的历史视域中审视这场思想文化界的剧烈变革,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与此前泱泱几千前的传统文化相比,这场以反传统为旗帜的文化运动究竟“新”在哪里?同时,与此后中国快速迎来的现代社会文明相比,当初这股由浪花汇集成洪流的划时代“运动”又是在怎样的历史意义上影响着今天?
耿云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枢纽
陈独秀之“洗刷旧思想”,孙中山“以心感动之,同化之”的努力,梁启超的新的报国志愿,黄远庸的“渐逼本垒”的新旧思想的决战,以及和他们同时,发出同样呼吁的所有先觉分子,他们心目中的新思想、新观念,都是来自西方先进世界的。他们无一例外都主张文化开放主义,主动地引进一切他们认为有益于改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东西。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领袖分子,至少是重要的同盟军。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最专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努力构筑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
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人的文化开放观念已得到逐步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加强中国与世界文化的相互沟通,努力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更加密接的关系,是这场运动的重要的内在动力之一……那一时期,世界最新的科学与学术,传入中国的速度是相当快捷的。应当说,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的努力是有成效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契机,或者说,造成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大枢纽。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广大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走向社会,与广泛的社会阶层发生联系,于是造成以知识精英、青年学生为先导,社会各阶层首先觉悟的人士积极跟进,在新思想、新观念指引下的空前广泛的社会动员。
在这个基础上,新文化运动在几个重要方面取得实绩。这些实绩对中国朝向近代社会的变动与文化转型,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1.文学革命运动造成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利器;2.新教育渐臻成熟;3.在中西文化沟通中产生民族文化复兴的自觉意识和必要的精神条件;4.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进一步扩展。
汪朝光:“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从思想领域而言,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应该承认,辛亥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其在思想上的启蒙并不全面而充分,这也是其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并未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重要原因。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其对民主与科学的张扬,对封建礼教的批判,通过新的表达方式普及到社会和民间,使国人又接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启蒙了他们的民主精神,增进了他们的科学意识,推动了他们的思想解放,从而也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以彻底的反封建精神,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中国这样有数千年封建积淀的大国,以振聋发聩之势,发排山倒海之声,打破过往传统、陈腐、守旧的权威和教条,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更新,在近代中国史上留下了自身不可磨灭的印迹。
郑师渠:包含着“对西方求解放”的取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包含两大相互依存的思想取向:一是“对传统求解放”;二是“对西方求解放”。但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这场新文化运动对于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猛烈批判,以及由此对国人思想的解放,即彰显的是“对传统求解放”;而对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另一重要内涵“对西方求解放”,则关注甚少。忽视了这一点,对于“五四”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解则是不全面的……“对西方求解放”这一新的诉求的提出,不仅是欧战后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影响所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对自身的可贵超越。换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其展开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对传统求解放”与“对西方求解放”的二重奏,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张力与搏击,构成了不断推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发展的内驱力。在今天,理性地保持二者之间的此种张力与搏击,仍为促进国人思想解放和永葆思想活力所必需。图片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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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并做了重要讲话。这可以说是党中央所做的一项重要文化战略部署,
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对历史经验的继承与发展,
也体现了我们党面对复杂国内外局势在理论上的高瞻远瞩,
我们必须在战略的高度上理解与认识。 72年前, 1942年5月2—23日,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主持召开了文艺座谈会, 他在会上所做的报告,
便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讲话针对当时解放区文艺界所存在的问题做了系统回答,
并指明了中国文艺发展的道路———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我们党在延安整风时期的重要文献,
在抗日战争的复杂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
成为指导“人民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对比两次座谈会与《讲话》,
我们可以发现既有相同, 也有不同, 既有继承, 也有发展。
两次座谈会都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主持召开的。这显示了我们党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重视文艺工作,
既显示了我们党领导人深 厚的艺术修养,
但又不仅仅与领导人的个人兴趣相关。在传统中国的视野中,
文艺被视为“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
文艺是改造世界、改造人们思想观念的重要方式之一。而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
我们党只有在理论上深刻阐明自己的主张,
才能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掌握主动权, 引导中国文艺走向新的道路。
两次座谈会都是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时,
我们党外部面临着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复杂环境, 内部正在进行整风,
《讲话》不仅为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而且在党的思想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次座谈会召开之际,
我们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数代中国人追求的“中国梦”正在变为现实, 在这个关键时期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显示了共产党人的历史眼光与理论创新能力。
两次座谈会都强调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毛泽东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
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则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
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以人民为中心,
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 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
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可见, 强调文艺与人民的关系,
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思想立场, 这也是我们文艺工作的核心。
两次座谈会都注重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毛泽东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
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
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
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 是粗糙的东西,
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
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
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
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
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则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
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
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
才能充满活力。”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与总体布局出发,
既涉及到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又讨论了诸多具体的艺术问题, 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系统的回答。
郭沫若在谈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指出“有经有权”,
即是说其中有些道理是根本性的, 恒久不变的, 有些是“权变”的,
是适应当时的具体环境的, 将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发生变化。胡乔木进一步谈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至少有两个根本性原理是恒久不变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原则,
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的源泉。我们可以看到,
习近平总书记在根本上继承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与原则,
同时面对新世纪以来文艺界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新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也做出了新的分析、新的判断、新的总结。 第一,
民族复兴中的“文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
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我说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
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是在民族复兴的视野中来谈文艺问题的,
毛泽东主席面临的则是民族解放的迫切任务, 这是他们出发点的不同,
这也决定了在毛泽东的视野中,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而习近平总书记的态度则更加从容,
更加重视文艺自身的价值和规律。他指出,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
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
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 那也只是表面文章,
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
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在此基础上,
他也更加重视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 他指出,
“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
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 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
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如果说毛泽东的《讲话》是在抗战时期复杂的环境中提出了中国文艺的新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则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民族复兴之时提出的文艺发展的新方向。
第二, 市场经济中的“文艺”。市场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新事物。在市场经济中如何为人民写作,
这是我们在历史上没有面对过的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鲜明地指出,
“文艺不要做市场的奴隶”, 这句话在文艺界广为流传,
很是鼓舞人心。但是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思考便可以发现,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是“不要做市场的奴隶”, 而不是“不要市场”。应该承认,
市场经济有其内在规律, 文艺作为产品也具有商品的属性, 也要在市场上流通,
在这个意义上, 通俗作品有其存在的价值, 但另一方面, 文艺也具有精神性,
具有表达和塑造人们情感与内心世界的重要作用。现在的问题在于,
市场的力量过于强大, 市场经济的规则破坏了文艺界内部的生态,
人们往往忽视了文艺的精神性, 在这种境况下,
“不要做市场的奴隶”的提出就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但是,
如何才能不做市场的奴隶?除了提倡提高作家艺术家的个人修为之外,
我们还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文艺生态,
构建一种超越于市场之上的文艺评价体系。而这样的一种文艺评价体系,
便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只有建立起这样的评价体系,
在市场的规则之外, 我们才能对作家艺术家做出公正的评价。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不要做市场的奴隶”是相通的,
是辩证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 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
欲望不代表希望,
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不是不要市场,
而是要以一种“主人”的姿态———具有独特的思想与艺术品格———去进入市场,
而不是以“奴隶”的心态去迎合市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 “优秀的文艺作品,
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
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 是一个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三, “个人”的文艺与“人民”的文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一个中心, 但是另一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
“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 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
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那么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在“为人民”与个人的写作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性体现在哪里呢?在我看来, 这是一组辩证统一的关系,
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性体现在“写什么”和“怎么写”“写得怎么样”等问题上,
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 我们应该铭记, “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
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 不断地精益求精,
力争写出思想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但是在这些问题之外,
创作者还面临着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写”和“为什么人写”的问题,
这是每一个写作者迟早都会面对与思考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是写作的内在动力,
也决定着一个写作者可能达到的高度、深度与广度。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便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一个写作者只有脚踏大地, 与人民血脉相通,
才有可能写出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
“为人民”写作与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性是并不矛盾的,
是辩证统一的。如果历史地看, “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
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是一个崭新的提法,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对作家艺术家主体性与创造力的充分尊重,
这也是我们文艺事业发展繁荣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也对文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指出,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
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
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 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对于作家来说,
“灵魂的工程师”是一项严肃的工作, 也是一种精神与艺术上的事业,
这与作家的主体性并不矛盾, 而是辩证统一的。 第四,
文艺的创新和创新的文艺。习近平总书记重视文艺的创新,
他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
“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
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
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
增强文艺原创能力。”他也重视创新的文艺, 指出,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 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
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
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 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
加强正面引导力度。近些年来,
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
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
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
延伸联系手臂, 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 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
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对创新的重视,
可以说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方法论, 这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反映,
也显示了共产党人面对复杂文艺问题与文艺现象的理论创新和文化自信。
从历史的视野来看, 在社会主义文化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年代,
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都出现了左翼文学,
中国的左翼文学也是在苏联、日本的影响下才产生的;但在40年代之后,
欧美、日本的左翼文学都已烟消云散, 中国的左翼文学却走入了“解放区”,
开始了革命文学的新阶段。也正是在这样的新阶段, 在新的环境中,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才有可能在理论上提出一系列全新的命题:作家与人民的关系,
生活与创作的关系, 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民族形式与大众化问题,
等等。虽然在历史的具体实践中不无偏差, 但即使在今天的世界视野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相对于西方左翼文学的精英化与学院化,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人民相结合的经验, 对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等问题的探索,
无疑是更加值得重视与总结的。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与发展了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在新的格局中对文艺界的形势与问题做了分析与判断,
指明了中国文艺新的发展方向, 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也必将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距今已近百年。“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起飞”。百年后,推开历史的旋转门,百年前的革新号角仿佛就在耳畔。如今,身处这个大转型的时代,我们是否有新文化运动之先驱一代的自觉的意识,反思曾经走过的道路,总结沉淀下来的文化,以此为根基,通过创造适于今日之“新的文化”以照进未来?

新文化运动:中国先进分子共同的历史选择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影响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弘扬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猛烈抨击旧传统、旧礼教,冲击、动摇了封建主义在思想界的统治,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高潮,推动了中国文化向现代的转型。新文化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更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条件。有论者指出:“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的特征。”汇集在《新青年》的旗帜下回望新文化运动,至少要将历史向前“倒带”至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此,孙中山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民国初年,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也曾实行过。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人们曾以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国起衰振弱的种种措施都尝试过,结果均未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辛亥革命的流产,曾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社会上,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笼,它们利用人们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这些东西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一批进步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最先倡导并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新青年》创刊时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但这并不表明它不关心政治,实际上其作者明确认识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所进行的斗争,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旧政治的声讨。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他们不愿意就事论事地议论现时的政治问题,而力图通过思想的启蒙促进政治的根本改革。以《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7年1月,着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他即对保留着浓厚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广为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这些改革的实施,培育了北大一代新风,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猛发展。

期待德先生赛先生拂去黑暗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大基本口号,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们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黑暗。他们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他们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这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及自由民主权利等内容。二是指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尖锐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它主要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们强调要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学精神,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需要承认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参加者也提出了某些脱离国情的过激主张,如完全反对中医、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但瑕不掩瑜,今人无法苛求先人,我们必须看到新文化运动在反封建过程中发挥的巨大历史进步作用。同时,还应当看到,新文化运动不是铁板一块,从这场运动诞生的那一刻,就充满着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传统与反传统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正是一场又一场的争论推动着新文化运动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入。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各种社会与文化改革并未完成,甚至连人们对这些改革及其意义的评价也在不断深化,以至于在相当大程度上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学;历史视野;集中力量

重点学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上备受争议的一项制度,因其有损教育公平而被指责为“中国教育制度催生的怪胎”
[1]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部门三令五申禁止设立重点学校,重点学校却屡禁不止,以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明确规定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重点学校果真是“怪胎”吗?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重点学校产生、发展的历史合理性何在?重点学校在历史上发挥的历史作用、产生的消极影响有哪些?重点学校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在哪?重点学校究竟应该走向何方?本文从历史视野来回答这些问题,以有助于人们对重点学校有一个客观而全面的认识。

一、重点学校的沿革及其贡献

重点学校建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20世纪60年代初得到初步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予以取消。改革开放后,重点学校迅速恢复建立,并实现较大规模扩张。

重点学校的产生和发展

重点学校起源于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中,教育事业经过整顿和恢复,取得了一定成就和进步。高等学校学生增加了69%,中学生增加了142.2%,小学生增加了101%,远远超过国民党时期20年的发展速度
[2]
。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统一规划,教育发展存在着平均使用力量、贪多图快、盲目冒进、忽视质量的倾向。为了纠正这一问题,1953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确定“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并提出“要办重点中学”。1953年6月5~22日,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二次教育工作会议,正式讨论有重点地办好一批中学的方案,向中央上报《教育部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与师范学校的意见》,确定了全国重点中学194所,占全部中学总数的4.4%,
[3]
新中国第一批重点中学应运而生。1953年11月26日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中,强调在小学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今后应首先着重办好城市小学、工矿区小学、乡村完全小学和中心小学”
[4] 。

1953年7月15日,高等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上提出:“在学制上,一般高等工科院校仍以维持四年制为原则,对个别学校及个别专业,可按国家建设需要逐步地改为五年制,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以培养质量较高的工程师。”这可以说是办重点高等院校的先声。到1954年10月5日国务院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确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六校为全国性的重点高等学校,高等重点学校的任务是“培养质量较高的各种高级建设及科研人才”,并“取得经验,由高等教育部及时总结推广,以带动其他学校共同前进”。
[5] 这是新中国确定的第一批全国性重点高校。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纠正1958年教育事业“大跃进”问题的过程中,重点学校得到进一步发展。1958年“大跃进”的热潮中,教育发展出现盲目跃进的混乱状况,教育计划完全失去控制,教育质量普遍下降。据《光明日报》报道,1958年1~8月新建中学26000所,新办高等学校800所,很多省决定在15年内普及大学教育。鉴于这种状况,1959年初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教育要在调整的前提下进行巩固和提高,要保证重点学校的质量,在基本上不削弱重点学校的前提下,照顾一般学校。1959年4月,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采取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办法。”“去年一年,各级学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需要在这个发展基础上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的工作,在各级全日制的学校中,应该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的基本任务,而且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提高。抓住重点,带动一般,是符合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
[6]
195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了1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试招研究生;同年8月又增加4所全国重点高校。196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在原来20所重点高等学校的基础上,再增加44所重点高校,使全国的重点高等学校达到64所。

1961年,教育领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进行工作调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宝塔”式重点学校的构想。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文教工作会议上指出:科学教育的水平并不决定于数量,主要是质量。如果讲普及,那是普通教育的任务,高等教育是提高水平。这几年不管从哪几方面都要把步子放慢,进行调整。要少办些学校,把学校办好。首先抓大学,然后联系到几个数字:大学16万~17万人,高中40万~45万人,初中200多万人。这是就全国来说的。控制这些比例,分级抓好这些学校,每级都要抓重点学校。这几个数字、比例是个宝塔。三年里要控制好这个宝塔。
[7]

1962年教育部在数量上精简、裁并全国各级普通学校的同时,加大了建设重点学校的力度。1962年12月21日,教育部颁发《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批评一些地区不重视办好重点中小学校的工作,强调“首先集中力量切实办好一批基础较好的中、小学校,以便尽可能快地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学水平”,要求各地“在原定重点中、小学名单的基础上,重新选定办好一批中、小学校”,新增重点学校“总的数目不宜过多,以便集中力量,尽快把这批学校办好,然后视可能条件,再分期分批地扩大这批中、小学校的数量”。
[8]

在中央精神指导下,20世纪60年代初重点学校获得了初步发展。至1963年,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重点小学3071所,占公办小学总数的0.7%;重点中学共有487所,占全部中学总数的3.1%。1963~1964年,教育部又增加4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使全国重点高校达68所。
[9]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面否定了新中国成立17年取得的教育成绩,教育事业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背景下,重点学校被看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无非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一批用起来得心应手的精神贵族”,这个“小宝塔”,就是资本家开学店的翻版和“发展”。
[10] 重点学校被全面否定,并遭受严重破坏。

重点学校得以恢复和大发展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分管科学、教育工作,大力开展教育领域整顿和拨乱反正工作。他对恢复建设重点学校问题高度重视,1977~1978年几乎每次有关教育的谈话和批示都提要建设重点学校,并对为什么要办重点学校、如何办好重点学校作了多层次思考。其一,阐述逐步创办重点学校的必要性。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为了快出人才、早出人才,必须重点投入,“办重点学校是个战略措施,是省的办法,也是快的办法”,这是邓小平的核心认识。1978年6月23日,他系统指出:“教育要抓重点。普及要搞,但限于国家财力,钱要首先花在重点上。先办好重点学校,才能早出人才。学校引进先进设备,也要抓重点。”因为教育资源有限,所以邓小平强调重点学校不能搞一窝蜂,要逐步增加。“重点学校抓多了也不行,现在没有师资,现代化教学设备也有限,只能装备少数学校。重点大中小学要逐步地多办一些。十年后会是起作用的,要靠新培养的这些人。”
[11]
其二,指出重点学校包括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还可以是中小学中的重点班。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到1978年5月15日,他又补充指出:“现在学校经常调整班级,出现好的班,也是重点。中小学要有重点班,而且可以多一些,升学率会高一些。按人口比例,今后我们达到一千万大学也不算多。”
[12]
其三,指出重点学校的招生、教学、投入都要有所不同。为了保证重点学校质量,首先就要保证生源质量,为此,邓小平强调“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重点大学应当主要从重点中学招收学生”。重点学校要提高教学质量,“重点学校应以搞基础理论教学为主,创造新的条件,培养学得比较深、水平比较高的科研人才。一般大学招的学生水平可能低一些,教学内容应有所不同,出的人才普通一些,但也可能出些尖子。教育部要抓好重点学校,其他的放手让地方上抓。……重点大学不要提半工半读”。
[13]
对于重点学校的财政投入要有所倾斜,“教育经费的使用,……更多注意用到重点和提高方面。为了早出人才,师资、钱、材料都要用到重点和提高上”
[14] 。这些意见对于如何办好重点学校发挥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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