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变革:康健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特色今世大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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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一生在教育上来去匆匆,在思想上不够高深,在官职上不够显赫,但却创造了柏林大学,成为德意志古典大学的代名词。

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1917年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以蔡元培、胡适、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相继进入大学,他们主导了中国大学在制度和观念上的种种变革,加速了中国大学从传统学府向“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的转变,加速了科学与民主要素在大学里的生长。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范文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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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柏林大学;大学制度;大学理念

1917年;近代大学;“高深学问之机关”;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加强大学章程建设,扩大大学与社会的合作,建立规范的外部监督机制。其政策导向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观感,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反映了政府、社会和大学已经就大学治理模式需要现代化转型,以及转型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路径形成的高度一致的看法。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能够在未来
10年确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格局,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迈出决定性步伐。

渐渐地适应了大二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4月18日下午2:30,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洪堡基金会中国学术大使王世洲应邀来我院作题为;洪堡奖学金的申请程序及其意义的学术讲座。

作者简介:叶赋桂,安徽桐城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教育史、思想史;罗燕,江西南昌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大学生学习,北京
100084

作者简介:周川,男,江苏南通人,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学和大学史研究。江苏
苏州 215123

现代大学制度需要适合国情 没有普适模式 没有现成模式

大学只有这一次,我不想让自己后悔。所以我告诉自己要多接触一些自己从未涉猎过的东西。

  王教授以他独特的方式为前来听讲座的同学阐释了学术是在理想基础上的知识、体系、批判、重构的见解。接着,他给同学们详细讲解了什么是洪堡奖学金?为什么要申请奖学金?怎样申请洪堡奖学金?同时,他积极鼓励大家去申请洪堡奖学金,并跟同学们现场模拟申请奖学金的面试环节。在提问环节,同学们积极与王教授进行互动,话题包括外语学习、留学问题等。王教授热心的为大家分享经验,并表达出希望和欢迎湖大学子可以去往北大深造的愿望。

内容提要:洪堡一生在教育上来去匆匆,在思想上不够高深,在官职上不够显赫,但却创造了柏林大学,成为德意志古典大学的代名词。其原因在于在洪堡之前哈勒和哥廷根的大学制度创新已经积累了较成熟的经验,从康德到施莱尔马赫的德意志思想家已经对大学理念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探讨,而洪堡则以独特的教育经验和个性,熔此前的实践和理念为一炉,把大学的理想落实到普鲁士的现实上。洪堡和德意志大学改革的方式是最值得今天中国借鉴的。

内容提要: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1917年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以蔡元培、胡适、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相继进入大学,他们主导了中国大学在制度和观念上的种种变革,加速了中国大学从传统学府向“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的转变,加速了科学与民主要素在大学里的生长。1917年是中国高等教育从近代转型到现代的重要过渡之年。

新中国成立 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多年来,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包括成功构建了完整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体系,推进了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支撑起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新的历史时期,在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提高全民族的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平,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专门人才等方面,高等教育担负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阶段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选体育课时我在体育舞蹈和乒乓球之间特别犹豫。乒乓球是从高中就开始玩,平时上课和最后考试应该会特别轻松。而体育舞蹈对我来说是特别陌生的,怕平时上课跟不上老师的节奏,更怕最后考试不能通过。

  责任编辑:郑梅珍

关 键 词:洪堡 柏林大学 大学制度 大学理念

关 键 词:1917年 近代大学 “高深学问之机关”

现代大学制度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反映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治理模式、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不同国家的现代大学制度都有着深刻影响。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体育舞蹈。我想尝试所有的可能性。毕竟乒乓球自己也是从完全不会到会的,毕竟平时有时间了就可以和同学出去打乒乓球,而如果不选体育舞蹈我应该永远也不会接触舞蹈,不害怕自己学不会,害怕以后后悔当时没有给自己创造学的机会。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西方大学制度史研究”(10YJA880165)。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420305-0086-08

建国初期,在我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单一公有体制下,大学处于政府附属机关的地位有一定的必然性;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我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了原有的各种关系和利益格局,大学治理模式现代化成为新阶段发展的必然要求。

结果还是证实自己不适合学舞蹈。每次上课总感觉很多同学能把老师教的动作学的很到位,而自己的动作总是很僵硬,也学的特别慢。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05~0021~10

1917年距今整整一百年。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来说,1917年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年。平凡之处是,没有颁行什么划时代的大政方针,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全国性事件,高等教育总体上看似按部就班、波澜不惊;不平凡之处是,在各个大学里,又实实在在地由于某些人、某些事而发生了种种变化,其中有一些变化,其意义深刻而持久,至今仍不失其镜鉴之价值。因此,本文选择1917年这个特定的年份,通过梳理这一年中国大学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和事,分析当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及其历史意义。

从国际情况看,欧洲大陆国家主要实行的是政府集中管理的大学治理模式,大学自治受到较多约束;美洲国家主要实行的是政府分权管理的大学治理模式,大学自治受到的约束相对较少;英国和原英联邦国家,主要实行的是政府借助大量中间机构实行分散管理的大学治理模式,大学自治受到的约束往往以间接方式体现。

最后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周的时间天天跑去和自己同小组的同学练习,在舞蹈教室练习,在宿舍练习。虽然最后动作还是很僵硬,但总算是每一个动作都会了。

DOI:10.14138/j.1001~4519.2015.05.002110

1917年中国高等学校的数量还很少,当时在北洋教育部记录在案的高校大约不超过70所[1]:国立大学1所;省立大学2所(北洋大学、山西大学);高等师范学校5所(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广东高师);私立大学3所(中华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4所直辖的专门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其他还有大约50所公、私立的专门学校(如直隶政法专门学校、甘肃政法专门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新华商业专门学校、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等)。

换言之,没有一个完全相同的、适合各国的现成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大学制度。

考试要求必须化妆,我和爽都没化过妆,于是跑去找小鱼给我们化妆。最后考试以低分通过。但是并不后悔,起码尝试过了。尝试了舞蹈,也第一次化上了美美的妆。

洪堡是高等教育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生前并不是一个显要人物,官做得不大(与他自己的期许相差不少),学问也不是很高(至少不是洪堡自己理想中的纯粹学者,有些成就也被其弟的光芒掩盖了),思想在当时德国的巨人丛林中也难以突显出来,身后更是默默无闻几十年。然而,当人类迈向20世纪的时候,洪堡突然之间在高等教育领域名动天下,成为声名显赫的人物,即便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手也一致举起洪堡的大旗,德国古典研究型大学模式也被称为“洪堡大学”,而当年的风云人物费希特、谢林等却成为洪堡的注脚。这不禁让人惊叹历史的无常!①

另外,当时还有一些虽已开办但却没有在教育部立案的高校,其中既有公立的(如外交部的清华学校、交通部的铁路管理学校、实业部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有私立的(如复旦公学、中国公学、大同学院)。除此之外,还有几所身份很另类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中大学、岭南大学等),其另类之处就在于,当时它们都还没有向中国政府立案,严格来说,它们都不能算是“中国的”大学,只能说是“中国境内的”大学。

现代大学制度需要中国特色 促进大学自治 促进学术自由

大二这一年也很幸运的继上一年舍友给庆祝生日后又有几个同学记住了我的生日。吃甜甜的生日蛋糕,吃草堂美味的鸡公煲,当杯子碰到一起的声音响起感觉自己是最幸运的人。

最有趣的是:洪堡并不是一个一生致力于教育的人,既不是专门或主要思考和研究教育的学者(钟情和用力的主要是古典文化和语言学),也不是全身心长时间投入到办学上的教育家(主要是为普鲁士利益折冲樽俎的外交官),做教育行政官员为期很短,仅仅16个月(1809年2月—1810年6月),教育可以说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插曲,不过是其人生中偶然激起的一朵浪花。但正是这个小小的插曲和浪花却澎湃起高等教育的黄钟大吕,巨浪洪流,在历史的长河中扬起惊天回响。

总之,1917年中国的高等学校,数量很少,规模较小,历史也都很短,质量更是参差不齐。就是在这样一个单薄的高校体系中,由于一些人和事,发生了种种的变革,从而使得这一年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显示出比较独特的意义。

尽管各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表现形式不同,我们仍然可以归纳出若干共同的规律性特征,如政府不直接管理大学,发展相应的中间机构体系,实行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大学自主履行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社会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决策和主要治理环节,形成完整的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制度,建立教师和学生的利益保障机制等。

我大学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聚餐也是在这一年。这一年的冬至我们班第一次自己包饺子吃,大家都围在一起包着形状各异的饺子。每次煮好一盘大家都抢着吃,可能是抢着吃更好吃吧,感觉这次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次芹菜大肉饺子。

当人类迈向21世纪之时,不少学者开始质疑洪堡在高等教育上的实际影响,或认为古典研究型大学的理念并不都是洪堡的,或论证洪堡在19世纪只是以现代语言研究知名,而不是大学改革者,或提出20世纪后期德国大学的趋向是向洪堡告别。②这些也许都是历史的真实。但在历史中同样存在的是洪堡在德国、在美国和在大学史上挥之不去的身影。而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感怀、深思和探讨的也正在于:洪堡作为教育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却对大学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并产生了深重的影响,其原因何在?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看,在1917年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新进到中国的大学之中,正是随着他们的到来,变化才发生了。

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大学都不享有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政府总是力图保有对大学的最终控制权。政府制约大学的手段各不相同,通常包括经费导向手段,以带有目的的拨款约束大学;质量评价手段,以规范的质量评价办法约束大学;规划限制手段,以签订发展合同的方式约束大学;社会参与手段,以利益相关者身份约束大学等。更加严厉的制约手段还包括:控制大学校长任命权,控制大学理事会批准权,控制大学教授评审权,控制大学学科设置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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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洪堡与教育:过客匆匆又匆匆

毫无疑问,1917年入场的最重要的一位高等教育人物当属蔡元培。1月4日,他正式到北京大学任校长。在这一天之前,不算京师大学堂时期,北大的校长在短短四五年内就经历了严复、章士钊、马相伯、何橘时、胡仁源诸公。那时的北大,学生多为京官子弟,教师中也有不少滥竽充数的,还有不少教职是由官员充任的,学校弥漫着浓厚的“衙门”、“茶馆”习气,被指已经“腐败到了极点”[2]。前几任校长虽有心整顿,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均以失败告终。危难之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于是在1916年8月底,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致电时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电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3]蔡元培于11月上旬从法国回到上海,多数朋友如马君武等都劝阻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弄不好反而于自己的名声有碍。也有几位是劝进的,说“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尤其是孙中山,他力主蔡元培“应当去那个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以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4]蔡元培最终“服从后说”,决定就任,他于12月21日抵京,并于1917年1月4日到北大上任。这一天上午,蔡元培乘车进校,经过校门口,见校役排队毕恭毕敬向他行礼,他当即下车,“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校役们鞠了一躬”。这一破天荒的举动,“打破了历任校长不理睬校役的惯例,使校役和学生们大为惊讶。”[5]仅此,这一天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就可以记上一笔。

大学自治中国特色的说法是办学自主权,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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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大学已成为大学史上的经典,洪堡更是德国大学模式的代名词,然而,当年的洪堡却是心不甘情不愿、怀着万般无奈的态度和心情踏足到教育中。

蔡元培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按照“兼容并包、网罗众家”的原则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在其网罗之下,1917年进入北大任教的有陈独秀、秦汾、何炳松、刘师培、顾孟余、刘半农、朱家骅、吴梅、胡适、沈兼士、周作人、李大钊、徐悲鸿等学者名流。这些学者型教师的到来,对北大后来的发展影响至大,尤其是陈独秀和胡适两位,他们进入北大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强烈的革新意义。

在国际承诺方面,我国政府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7年
11月发布的《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的建议》这一迄今为止就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问题形成的最广泛国际共识投了赞成票。《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的建议》指出,只有在学术自由和高等教育机构自治的气氛中才能充分享受教育、教学和研究的权利,而且公开交流研究成果、设想及意见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一,能有力地保证学术工作及研究的准确性与客观性。

冬至后学院又举办了一次拔河比赛,我们班又像大一时一样齐心协力夺得了冠军。

1790年23岁的洪堡进入普鲁士政界,但一年后辞职,1802年任普鲁士驻罗马教廷代办,1809年2月10日任内政部文化和教育司司长,1810年6月14日被任命为驻维也纳公使和全权大臣,此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1819年1月被任命为等级事务大臣,12月去职。此后,专事研究著述。

陈独秀当时是《新青年》杂志主编,他于1916年12月下旬自沪抵京为杂志筹款。几天前刚到北京的蔡元培闻讯后,径往陈独秀下榻的旅馆拜访,请陈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因为《新青年》的缘故没有接受。蔡元培心有不甘,仿“三顾茅庐”的做法,在12月26日前后,“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6]。蔡元培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还允诺陈可以将《新青年》带到北大继续办,终于打动了陈独秀。据传,蔡元培为了减少麻烦,居然在给教育部的呈请信中把陈独秀的履历“包装”了一番。当时教育部对国立大学教授的学历、资历都有一定之规,而陈独秀多有不符之处。陈游学日本时,只是在东京高师、早稻田大学等校短期学习,没有取得文凭;陈曾参与创办安徽公学,任过安徽高等学校教务长,这些资历似乎也够不上北大的格子。但蔡元培在致教育部的呈请信中却写道:“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7]这显然与事实有出入。蔡元培这样做,也许只能用“求贤若渴”、“用心良苦”来解释了。教育部接到蔡元培的呈请信,不明就里,也可能是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照准“同意”了。陈独秀就这样于1917年1月中旬进入北大,任文科学长。当时,冯友兰是北大的学生,他后来回忆说,蔡校长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表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就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8]

在国内立法方面,
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明确宣布,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同时规定这些活动应当遵守法律。高等教育法还明确了大学拥有的
7项办学自主权,除大学领导任命权外基本覆盖了自主办学的各个方面,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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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在罗马公使期间,拿破仑侵入德意志,普鲁士战败,而他任职的罗马也已被法国占领。在德国的财产需要处理,罗马三等使节的职位也没有太多意思,何况教廷的政治地位和影响江河日下,罗马只剩下古典文化和阳光,而这些洪堡已经汲取和享受了,于是带着多重打算,洪堡在1808年秋天回到德国。在慢慢悠悠的行程中,抵达德国的第一站慕尼黑,洪堡即获悉自己被施泰因首相选为普鲁士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无论如何可以肯定,洪堡对这一任命最初的反应是消极的。”③

胡适于1917年9月上旬进北大,这时距离他的26周岁生日还差三个月。一个26岁的“文学青年”,只不过在美国喝了几年洋墨水,何德何能,居然当全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事情还是与《新青年》有关。胡适于1910年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留美期间,胡适萌生了“文学革命”的思想,开始给《新青年》投稿,因此与陈独秀有了通信来往,胡适的思想和才情深得陈的赏识。1917年1月,正是胡适准备博士论文最紧张的关头,他却忙里偷闲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他本人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当时,陈独秀刚刚接手文科学长,于是向蔡元培力荐胡适,得到蔡的支持。陈独秀致信胡适说:蔡校长“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并告胡,“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9]胡适当时内心的纠结是可以想象的:一边是近在眼前的博士学位,一边是位高名尊的教授职务,鱼与熊掌何取何舍?胡适最终选择了后者,他不等博士学位到手,便于5月启程回国向北大进发了。胡适后来常常引用英国大主教纽曼的诗句来激励北大学生:“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10]胡适新进北大之时,这首诗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心理写照,一派“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情壮志。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来了,北大确实有所不同了。

现代大学制度需要逐步完善 消除转型阵痛 实现治理变革

而很快这一年也到了尾声,每个学院都有元旦晚会。每次走在南山书院都能听到里面排练节目的声音,好不热闹。

洪堡其实一直渴望着升官,在中枢机构任职,为什么对这样的超级擢升又消极和犹豫呢?首先是他性格所然,“他并不是一个横冲直撞、无所顾虑的鲁莽之夫,而只是害怕他所承担的责任。当然如果他表现出软弱和缺乏主见的话,那他也惧怕批评。一个对事务不熟悉的门外汉通过国王大笔一挥而超越了工作经历的一切阶梯和官僚机构的一切限制,他对此肯定是犹豫不决,并使用了种种托词。”④其次是他缺乏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从来没有管理过教育,对管理学者和知识分子更没有信心,他自己说:“在手段如此之少的普鲁士现在可以干些什么?指挥学者并不比领导一个戏班子来得好些。”⑤第三,选中洪堡的施泰因在拿破仑的压力下于1808年底被国王解职,这让洪堡更不踏实,对这一职位的政治前途有疑虑。总之,“他犹豫着,然后提出要继续保留罗马的职位,最后接受了新的任命。”⑥“个人荣誉和声望、千载难逢的机遇、考验自己行动能力的渴望,混杂在一起,让他不能拒绝国王让他做新成立的内务部教育和宗教事务负责人的任命。”⑦

1917年新进大学的人物众多,再举几位当年新任的校长为例,以此可以推知当时大学校长群体的一个基本概貌。4月,27周岁的阮尚介(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造船系,当时任北大工学院教授兼院长)出任同济医工校长;5月,27周岁的陈时(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任中华大学校长;7月,金邦正(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理海大学,曾任安徽省立农业学校校长)任北京农专校长,章宗元(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曾任北京财政学堂监督)任唐山工专校长;此外还有,金曾澄(留学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复任广东高师校长(1912年初任校长,未及一年辞职[11]);钟荣光(当时正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讯后即回国赴任)任岭南大学副校长,成为这所教会大学的“第一个中国领导人”[12]。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当下为人诟病的大学行政化倾向、学术地位下降和学术自律倒退、学校发展趋同化倾向、权力制衡缺失和有效监督手段缺乏等,均是向现代大学制度转型所带来的阵痛,愈发证明了我国大学治理模式需要现代化变革。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大学治理模式正在发生着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其中包括:

学院的元旦晚会特别棒,当开场一个女生唱起 Young For You
就震惊了所有人。不由得感叹多才多艺的人实在太多了。

施泰因之后,阿尔滕施泰因(Baron Altenstein)和多纳(Count Alexander
Dohna)短暂地联合掌权,1810年6月哈登贝格重登首相之位。1809年2月20日洪堡被正式任命为内务部文化和教育司司长。1810年4月29日洪堡提出辞职,6月14日洪堡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和驻维也纳公使。很显然,洪堡是两个强人之间履职文化和教育司的,而多纳是他在哥廷根的同学,也许这也表现了洪堡的某种心理和现实状态。

值得一提的还有几位早先虽已在任而1917年仍很活跃的校长,例如,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山西大学校长高时臻(留学英国西南堪邦矿务学校)、清华校长周诒春(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留学日本速成师范科,曾任职清学部实业教育司长)、武昌高师校长张渲(留学日本,曾任教育部视学)、上海工专校长唐文治(进士,曾任职清外务部,出使日、英、法、比等国)、复旦公学校长李登辉(留学美国韦尔斯利大学、耶鲁大学)、大同学院校长胡敦复(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湘雅医专校长颜福庆(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等。

办学自主权受到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是政府、社会、学校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大学发展的理性基础。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大学办学自主权,包括自主制定招生方案及调节系科招生比例,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开展教学、科研、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开展与境外交流与合作,自主确定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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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任职的时间是阿尔滕施泰因和多纳政府时期,但决定洪堡政治命运的却是施泰因和哈登贝格。洪堡辞职的起因是施泰因的政府改革方案。施泰因设想建立枢密院,由王子、部长、重要司长、国王秘书、特命成员构成,作为最高行政权力机构。这一改革的目的是削减部长的权力,增加以司长为代表的高级公务员的影响,从而降低政府的集权。“自然,没有人比司长更赞成这个方案;正是洪堡这位内务部教育司司长,在枢密院的运动中担任了领导者。”⑧洪堡的对手是哈登贝格的门徒阿尔滕施泰因,而多纳在洪堡持续不断的压力则变得摇摆不定,然而部长们都不支持施泰因的方案,站在洪堡一边的是另一个司长尼布尔。结果,“自傲又有些自以为是的洪堡辞职了。”⑨

中间治理机构得以建设。政府职能转移后承担具体管理事务和政策研究的咨询机构,同一类型学校的行业协调和自律机构,以及相关监督评价机构虽已基本成型,但是尚缺乏系统规划、统筹协调,尚未形成高等教育治理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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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个方案根本不需要洪堡发表意见,但洪堡着急和投入其中的原因其实很明显,他希望作为国务大臣,而不是一个低级的管理专家。洪堡有强烈的政治雄心,有一套完整的政策理念和关于普鲁士改革的设想,这更膨胀了他对政治职位的追求。然而,政治现实是他根本未得到国王的支持,显然洪堡“作为政治家未能飞黄腾达”,“即使在任‘枢密院成员和内政部文化和公共教育司司长’时,亦即当他开创伟大的普鲁士学校和大学改革工程之时,他还是屈居于大臣之下。由于他对这一点在本性和客观上看来都未能忍受,便转而担任了1810至1814年派驻维也纳的使节。”⑩

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普遍设立。大学实行“党委领导、行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治理原则,校务委员会一般是学校咨询和审议机构,围绕学校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决策开展咨询和审议。学术委员会是大学最高学术权力机构,主要职责是审议、指导、组织、评价学校和学术人员的教学科研活动。从已有的实践看,多数大学学术委员会和教授的作用发挥得并不充分,存在多个学术管理机构分散学术委员会权力的现象,更有行政管理权力过大的情况。当然,在实践中也不乏有学术委员会和教授作用发挥得比较好的案例,一些大学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教授委员会决定重大事务的良好机制。

元旦晚会之后就正式进入了考试周。当时有几门很难的课都是刚上完课就考试,而且考试是一门接着一门,没有很多复习时间。

洪堡想成为政治家的愿望此后也没有实现,1810年的情节后来又重演了一次,“政府的决策与他无缘,他未能实现他的宪法草案和行政改革计划,他从未获得过政治权力,从未分到过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府部门。当他向哈登贝格索取这种权力时,国王把他免职了。”

大学理事会和校董会职能逐步扩大。中国特色校董会或理事会的建立和发展,将会打破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和封闭的办学体制,推动大学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打破学校内部自我决策的传统方式,形成利益相关者共同讨论和决定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良好治理模式。我国已有
200多所大学相继建立校董会或相应组织,主要有
3种类型:合作型,即大学与董事单位合作,寻求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包括办学资金的支持;审议型,即校董会或理事会对大学的办学方向、发展规划、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科技开发、产业发展等展开咨询、审议、监督、指导;决策型,即民办大学和少数公办大学的校董会或理事会在校长任命和学校重大发展决策上具有决定性作用。

当时复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给一个同学发过一条短信说是如果能熬过那些天,以后就没有什么承受不了的了。结果考的还算可以。

洪堡在教育职位上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猛一转身,不带走一点教育的留恋。那么,洪堡是对教育事务不感兴趣呢,还是对司长的职位不感兴趣呢,或二者兼而有之?各种证据和研究都表明,洪堡对教育事务和司长官职皆不中意。“进一步的迹象显示,洪堡对掌握建立新大学机会的热情并不高,事实上他宁愿回到罗马,而不是接受在柏林的任命。他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主管内政部下设立的文化和公共教育机构,他将负责所有教育事务。他在1809年1月17日的信中试图拒绝这一任命,但国王坚持。当他的朋友们警告说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像拜默这样一个纯粹的官僚有可能获得任命时,他最后屈服了。他在1809年2月20日被正式任命为枢密院顾问和文化教育司主管。”

教职工代表大会和教师参与民主管理。工会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均对大学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作出明确规定。从实际情况看,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意识逐步提升,有关重大决策和学校年度报告提请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已逐步成为法定程序。同时,教职工和学生维权意识显著增强,学校内部调解机制逐步形成,法律手段成为争端解决机制的可靠保证。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0年 3月 5日第 4版 )

考完试那天感觉整个人都特别轻松,一个人戴着耳机绕着草堂的大宽马路走了一大圈。感觉这应该就是最幸福的时刻了吧。

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大二上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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