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税是如何演变的?

vnsc威尼斯城官网 5

新中国成立以来,课堂教学思潮的演变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以教代学、唯教无学—以教导学、多教少学—先学后教、以评促学—变教为学、以学为主。这种演变具有诸多积极和进步的历史意义,当然也存在着教学改革的深度局限。

vnsc威尼斯城官网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曾选派了一批青年学生和技术人员赴苏联留学。但当时的出国留学政策是怎样的?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国家出国留学政策经历了哪些历史变迁,我国何时开始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活动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对于这些问题查找起来就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

从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国虽弱而国际话语权表现特殊的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国力渐强而国际话语权未能相偕与进的时期,再到近些年来国际话语权意识的增强与话语权的趋升,中国当前越来越具有了国力条件和基础去获得在国际社会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力,但对自身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必须保持一份必要的冷静与清醒,充分全面地认识其中面临挑战的长期性、艰巨复杂性。

“当年我和钟大丰、李弈明,我们三个人都是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就敢建立一个专业,我们三个人创建了中国电影理论专业,建立了一个招收本科生的专业,课程设置、教材等所有的一切自己做,自己执行。那真是那个时代才可能有的事情,在你们今天看起来那就像奇迹,其实当年完全不算奇迹,它是一个心想事成。”

新中国;课堂教学思潮;跨世纪;演变

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6次会议颁布了农业税条例;2000年起安徽开始试点,到2005年已有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

正是注意到这些方面存在的不足和不便,有着20余年出国留学研究经历的苗丹国经过几年的资料搜集和写作,一部150余万字的《出国留学六十年——当代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与引导在外留学人员回国政策的形成、变革与发展》,于2010年9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

软实力;国际话语权;硬实力;国际关系

——戴锦华

作者简介:潘涌,1959年生,浙江嘉兴人,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研究,浙江
金华 321004

在书中,作者把新中国出国留学的历史大致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特点。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全面封锁,中国只能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和进修生,那时的出国留学政策是“严格选拔,宁少勿滥”。从1950~1965年的16年间派出的留学人员总数只有1.6万多人,平均每年仅约1000余人。而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9年的30多年间,在“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指导下,我国出国留学的总人数已经超过162万人,平均每年达到5.2万多人。据教育部的统计,仅2009年度我国出国留学的人数已接近23万人。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国际、国内政治的演变发展和国际关系格局、国内政策的变化调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调整,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随着这一进程起伏消长,经历了一个变化演进的过程:从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国虽弱而国际话语权表现特殊的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国力渐强而国际话语权未能相偕与进的时期,再到近些年来国际话语权意识的增强与话语权的趋升,中国当前越来越具有了国力条件和基础去获得在国际社会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力,但对自身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必须保持一份必要的冷静与清醒,充分全面地认识其中面临挑战的长期性、艰巨复杂性。

范倍:您从电影学院离开,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离开了对电影的全新的关注。我了解到一些历史的知识,我想这个离开是跟当时,比如说对未来、对社会、对当时整个文化或者对国家的某一种思考,甚至包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第三世界”,跟西方左派的思考有没有一种隐秘的关系?我记得书里面还有一个描述90年代的题目叫“梅雨时节”,是不是跟你在九十年代的状态有没有一种隐秘的关联?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课堂教学思潮的演变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以教代学、唯教无学—以教导学、多教少学—先学后教、以评促学—变教为学、以学为主。这种演变具有诸多积极和进步的历史意义,当然也存在着教学改革的深度局限。近年日渐流行的“变教为学”新思潮,以个人主体为逻辑起点,自觉顺应每个“本我”作为智慧生命的天然需求,即满足表达欲望、体验表现愉悦、享受表现尊荣,最终炼就充满主体个性色彩的思想力和表达力。“变教为学”符合中国课堂教学改革的解放旨趣,但也有待解决后续发展的许多深层次问题。

从1966~1978年,尽管前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国家曾一度停止向外派遣留学人员,但从1972年起又恢复了自1964年开始执行的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尽管当时向西方派出的绝大多数留学生学习的是语言专业,却开启了新中国出国留学多元化的新阶段。据统计,从1972年vnsc威尼斯城官网 ,~1978年间,国家共向49个国家派出1977名留学人员。

关键词:软实力 国际话语权 硬实力 国际关系

戴锦华:不是隐秘的关联,是直接的关联,因为我自己还是挺骄傲的,当年和钟大丰、李弈明,我们三个人都是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就敢建立一个专业,我们三个人创建了中国电影理论专业,建立了一个招收本科生的专业,课程设置、教材等所有的一切自己做,自己执行。那真是那个时代才可能有的事情,在你们今天看起来那就像奇迹,其实当年完全不算奇迹,它是一个心想事成。因为一切都没有,都是空白,都没有形成。在那个时候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关 键 词:新中国 课堂教学思潮 跨世纪 演变

有出国留学就必有学成归国。新中国最早的“留学回国潮”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初。1949年12月6日,经当时的政务院批准,国家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还先后在北京、长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专门负责接待回国的留学生和学者,并对经济困难者予以接济和补助。在新中国的感召之下,2000多名在外留学或讲学的学生及学者先后返回祖国。华罗庚、钱三强、李四光、钱学森、黄昆、赵忠尧等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要知道,当时在海外的留学生和学者的总数才有5600多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软实力发展战略视阈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课题号
12BGJ004
)、“软实力与宁波区域发展”文化创新团队与宁波大学软实力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成果之一。

vnsc威尼斯城官网 2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强国战略研究”(2013GH026)

第二次回国潮出现在60年代初期,50年代派往苏联和东欧的新中国留学人员相继完成学业,大批回国。数据显示,当时中国向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共派出8414名留学生,到1965年时,学成回国的已有7324人,占87.05%。加上出国进修生和实习生等,留学回国人员有1.5万多人。这批留学人员不仅回国率非常高,成才率也很高。30年后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在这批留学人员中,产生了一名国家主席,一名国务院总理,多名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200多位正副部长及省部级官员,100多位将军和军队高级将领。

作者简介:陈正良,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宁宁,宁波大学硕士研究生;薛秀霞,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浙江宁波
315211 )

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戴锦华的着作《雾中风景》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08-0016-09

在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自费出国潮之后,出国留学人员不能按期回国的现象日趋严重,国家也因此开始收紧自费和公派出国留学的政策,公派留学需签《出国留学协议书》,自费出国留学则增加了大学毕业后服务期的限制。几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国家成立了“留学基金委员会”,旨在规范公派出国留学政策和公派出国留学生的选拔,同时取消了对自费留学的种种限制,并制定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在外留学人才回国服务或为国服务。“千人计划”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应运而生。

vnsc威尼斯城官网 3

说起来好像是我们的一己之力,其实不是,这就是当年加州大学电影系,因为所有美国的电影系都是六十年代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直接产物,电影系的知名教授全部都是街头斗士,被打回来以后重回大学弄了一个电影系,所以电影系非常左,电影系非常激进,电影系非常前沿。也就是这一批人从六十年代建立这个学科到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曾经全面地造成了电影理论相对于传统的、文学的、人文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倒流——电影理论全面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一、课堂教学思潮及其基本特征

据官方统计,自1996年6月国家留学基金委成立以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选派规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从1996年的不足
2000人增至2009年的12769人。这期间,国家共选派出国留学人员78524人,应回国45553人,实际回国44555人,按期回国率平均为97.81%。而2009年度自费留学生回国的人数也超过了10万人。

我是1982年到电影学院,1987年建立这个专业,1987年开始招生,那时候刚好是电影理论的全球的黄金时代,当时加州大学这么一批左派的、左翼的,当时有学者很挑战地说你们是左派吗?然后翻译把它翻译成了“left
wing”,然后美国学者就很不以为然地说我没翅膀,我没翅膀,所以甭跟我说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但是我们知道广义的它是西方的一个新左派的一个大的脉络。

课堂教学思潮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教学实践中具有支配地位、获得教学界普遍认同并对教师个体的教学行为产生显著约束力和影响力的主流教学观念。可以被称为“教学思潮”者,必然能够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定历史时期课堂教学的基本风貌,有的影响深广以致主导或引领着课堂教学及其改革的基本流向,并且对宏观教育走势发挥积极明晰的“指南作用”。这种思潮的形成,或由教育行政力量所主导或由一线教师改革实践的影响扩展所形成。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进入了繁荣发展期,在国家不断扩大派遣公派留学人员规模的同时,自费留学市场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同时国家有关部门完善了教育涉外监管政策,定期发布留学预警信息,并加大了国外学历学位证书认证工作,为出国留学人员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因为他们是西方左派所以他们才会喜欢中国,在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在所有的海外见到的人都会告诉你,如果有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热情帮助你,你一问,他肯定是他们那儿的左派。而其他所谓的主流的、自由派、右派的人,对中国人的那种不屑一顾,那种种族、政治上的优越。所以这时候他们强大的六十年代遗留的中国想象、中国热爱,就是他们自己愿意跑到中国来,给我们讲课。所以当时就有着名的香山的暑期讲期班,他们这些美国的大教授过来,然后我们都去听课,所以那是一个直接的线路和传承。

正如梁启超先生在讨论所谓“时代思潮”时所指出的:“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1]课堂教学思潮其实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主流观念在学校教学领域的一种直接反映,它必然要广泛地对广大师生的思维活动、语言运用和课堂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甚至形成颇具典型性的常态效应,并为后人透视彼时教学现象、研究教学变化规律提供富有启发意义的范例。暂且不论一定的教学思潮在怎样的语境中何以具体形成、推动力来自何方,其之所以发生并在一定教育范围内辐射出相当的影响力,这本身就表明它在当时的教育生态中所具有的强悍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源自特定时代理性的“历史逻辑”。深究之,特定的“历史逻辑”决定了课堂教学思潮在其形成过程中往往具有主导性、趋势性和能动性诸特点。所谓主导性是指某种课堂教学观念在一定时期众多观念中具有广泛影响并获得相当的共识度,从而对教师课堂教学形成明显的支配作用或感染功能。所谓趋势性,是指某种课堂教学观念极大地超越了传统教学思维的某些狭隘、机械和表浅,并对后者产生了明显的颠覆性作用,拓展了教师和学生的思维空间和行为空间,或者预示着这种发展的基本走向和现实可能。所谓能动性,是指某种课堂教学观念积极主动地对教学现实和未来创新发挥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成为教学改革的强劲催化剂。另外,纵向考察教学思潮的动态演变,新中国成立后教学思潮的价值趋向与时俱进、顺应人心,表现出鲜明的合规律合目的性,即这种动态演变完全符合教学的真义,体现了教学创造力解放的必然要求。因此,一般教学观念未必能升华为广有影响的教学思潮,而普遍性的教学思潮当然也不简单等同于个别化的教学观念。聚焦经过提炼、重新命名的教学思潮,其意义远超停留在只言片语上的某种教学观念。

作者在本书中还用专门的章节汇总了新中国60年来有关出国留学政策改革与发展若干问题研究的成果,描述了广大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探讨留学政策中蕴含的需要梳理、解读、思考并展开讨论的诸多话题。

vnsc威尼斯城官网 4

新中国课堂教学思潮的演变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提炼表述如下:以教代学、唯教无学—以教导学、多教少学—先学后教、以评促学—变教为学、以学为主。从中清晰可见教学思潮演变的主线其实就是围绕着教与学两者的本真关系而渐次展开的:以教为主抑或以学为主?以教为目的、以学为手段抑或恰好相反?这样的问题构成了课堂教学思潮演变中的基本问题域。在课堂特定的时空中,虽然并不排斥教与学是辩证统一的动态关系(并非绝对和静态的主次关系),但学生毕竟是教师予以前瞻性精心培养的对象——唤醒其探索和创新的自觉意识、养成其质疑和批判的卓越习惯、炼就其思考和表达的发展能力。就此而言,处理好教与学两者的关系无疑就是把握了课堂教学的主脉络,契合了课堂教学的主旋律;更确切地说,师生关系是课堂教学的总纲,其他诸如教学内容的裁剪、教学方法的定夺、教学流程的布局、教学语言的运用等,均是课堂活动的“目”:唯有恰当处理教学关系,以教为手段、以学为目的,通过学习者情商、志商、智商、语商和媒商的和谐发展来实现教师自己的内在价值,而其他均以此为转移;如是,就自然达成“纲举目张”的理想境界。

从目前可以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出国留学六十年》是迄今唯一一部比较详细地全面介绍和研究1949年到2009年期间,我国出国留学政策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政策生成与延续过程的专著,并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该书的出版,为总结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国留学工作的宝贵经验、进一步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出国留学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有益参考。(刘学红)

1971年4月14日,华盛顿特区,身份不明的示威者爬上国旗旗杆,并试图摘下美国国旗,抗议美国在越南继续保持着军事存在

二、新中国课堂教学思潮的演变和概括

当然他们同时带来了美国电影学的左翼的文化基调,可是很好玩儿的是,当时我们认为我们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我们认为我们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把电影学科化而不是政治化。但是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开始遭到冲击,尤其是1995年中国社会大分化开始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那些理论资源自身携带的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思想力量。我自己所谓的向左转的发生,其实更多的是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所以这是一个直接的传承关系。

第一阶段(1949-1978年):以教代学、唯教无学。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所谓的“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其显著特点就是:从“五四”时期美国民主主义教育家约翰·杜威影响下形成的“儿童中心主义”向“教师中心主义”迅速转变并且渐趋鼎盛。学缘相亲或相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同仁及其思想影响迅速淡出历史,具有浓重国家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潮隆重登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已确定文化与教育建设向苏联学习的基本方针,[2]于是作为苏联所谓“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凯洛夫教育学说对中国教育产生了如同指南一般重大和长远的影响。在宏观方面,凯洛夫教育学说以对教育阶级性和政治性的过度强调而著称一时,以此来抵消杜威“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长”等儿童中心主义命题及其影响。在微观方面,要求学校一切工作绝对保证教师作为教学中心和领导的“法律”作用,表现在具体方法上自然是通过系统讲授而发挥所谓“主导作用”;而教科书,则是教师单边灌输知识的唯一凭借。[3]凯洛夫这种无视学生作为独立生命而充分发展自己潜能的“教师中心主义”教学观,是当时苏联政治威权在教育领域的一种鲜明折射。凯洛夫所谓的“五环节”教学法,即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已成为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而被不加甄别地“滥用”。这种固化的教学流程,都是从教师单边出发予以设计,其中“组织”“复习”或“检查”“讲授”“巩固”和“布置”这几个动词的施动主体当然无一不是教师,导致课堂上对学生实施的就是按部就班的格式化讲授。这种风行一时的“经典教法”,形态上以教师滔滔不绝的讲授贯穿课堂全程,且以这种“传经之法”代替学生自己身心的必要体验和活动,是一种典型的以教“代”学——结果完全抽空了学习者心灵的独立思考和逻辑理性,使之沦为“接受本位”意义上的学习容器(当然,奉教科书为法典这种神圣的“教律”,同时也必然导致教师在备课和教学中作为独立主体的缺席)。

vnsc威尼斯城官网 5

1971年4月23日,华盛顿,越战退伍军人在国会大厦台阶前进行抗议,丢出奖章和其他东西

另外一个直接的关系,离开电影学院是万般的无奈,在别人看来,你从电影学院跑去北大好像是一个上升的过程,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逃亡”,是一个被迫的逃亡。因为电影业最先受到商业化的冲击,原有格局的丧失,自己找不到自我确认的可能性,这样才想逃到北大。

所以你看得非常准,“梅雨时节”是我决定逃往北大之前的最后一篇作品、最后一篇文章,当时就感觉到了那种阴雨绵绵,那种潮湿、沼泽的那种吸附和陷溺,就想逃走。我后来在很多地方写过,当时我决定想去北大的时候,给自己的潜台词是北大的围墙足够厚,大家明白,那时候是我想逃到某个地方藏起来。

我办好手续还没有转往北大的时候,一个社会新闻轰动全中国,北大拆了我们的南校墙,全部用于商用。我记得当时的那种辛酸失措,但是我现在明白,其实北大从来不是一个可以在围墙里面藏起来的地方,北大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中国社会风云会际的地方,某种意义上,它要迎接冲击而不是逃离冲击。电影学院也不是被商业大潮冲垮了,而是此后它经历了新生和重建。大家大概也可以从这里面分享年轻时候的脆弱,年轻时候的那种极端和承受力、想象力的不足。

但是无论怎么样,既然今天回头看二十多年前的书的时候,我就再好为人师一次,唯一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国社会变化是最剧烈的区域之一,但同时我们是非常幸运的,这个变化不是以那样的大灾变的方式发生,至少这几十年来都不是以灾变方式的发生。

但是生活在这么急剧变化、充满诱惑的时代,我觉得从今天回望《雾中风景》的时候,唯一可以推荐的一件事,真的,在中国生活需要点定力,有时候咬咬牙坚持下去,很短暂的那个转变就将再度发生,我自己至少获益于此。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