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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棋牌网站,宋代重庆书院有研究性办学、主体性教育的新理念,对现代教育教学仍有重要启示:一是师生淡泊名利的思想,对于转变当前教育界“重名利、轻学术”的错误认识,积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有重要启示;二是选聘教师以“择优而教”为主要标准值得现代教育关注;三是“教学相长”的自由教学理念以及和谐的师生关系与现代教育观念不谋而合。

宋代是中国高型家具发展的重要阶段,缺少该时期的积累,明式家具的繁荣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宋代家具是中国家具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而对它的研究又不能轻视对宋代家具材料的探析。但是长期以来家具界、艺术界对这一领域的讨论甚少,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含糊其词,这与明清家具的材料研究有天壤之别,对我们深入研究宋代家具也是不利的。当然,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历史留给后人这方面的内容太少,另一方面也在于人们对此关注与挖掘得不够。所以,笔者力图通过对宋代考古发现的连续考察和对宋代家具资料的深入梳理,探析出宋代家具材料的运用状况与特征,以此促进宋代家具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
据目前有据可查的资料可见,宋代家具使用的材料有木、竹、藤、草、石、玉、陶、瓷等,并以木材为主,其种类繁多,多就地取材,其中有杨木、桐木、杉木等软木,楸木、杏木、榆木、柏木、枣木、楠木、梓木等柴木,乌木、檀香木、花梨木等硬木。随着经济的发展,宋代各行业对木材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宋朝对木材的种植、开发与保护比较重视,一些帝王甚至要求全国分区栽种适合当地气候的树木。这一时期宋人编著的植物谱类也有一些传世,其中的陈翥《桐谱》、蔡襄《荔枝谱》、叶廷珪《名香谱》、赵汝适《诸蕃志》等也涉及到当时木材的使用情况,特别是《桐谱》分十卷叙述了桐木的起源、类别、栽植和采伐利用等,价值颇大。
我们根据木材的软硬性能做了软木、柴木和硬木的分类,以便于探讨。 1
软木与柴木
杨木是我国北方常见树种,木质细,易加工,干燥快,但不耐朽,是历代建筑、家具、漆胎的重要原料。宋代民间,杨木也被大量使用,以之作为屏风、箱、盒、座架等的材料。比如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中就出土了以之制作的画屏、台座与帽架托等。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的长方桌,虽饰以赭石色,足底腐朽,但分析出为杨木所制。
杉木,也叫沙木,它在我国南方分布广,产量大。品种有赤杉、白杉、水杉和柳杉等,木质轻软,但纹理通直,韧性强,耐朽湿,在当时的家具加工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北宋苏颂《图经本草》对杉木利用有专门记载:材质轻膏润,理起罗致,入不敷出土不坏,可远甲虫。作器,夏中盛食不败。南宋戴侗《六书故》也说:杉,所衔切。杉木直干似松叶芒心实似松蓬而细,可为栋梁、棺淳、器用,才美诸木之最。多生江南。亦谓之沙,杉之伪也。其一种叶细者易大而疏理温,人谓之温杉。因此,杉木成为当时南方人工培植的主要树种之一,据福建《建宁府志》记载,朱熹在福建建瓯讲学的别墅周围就形成了绕迳插杉的景观。南宋袁采还在《袁氏世范》卷中说:今人有生一女而种杉万根者,待女长,则鬻杉以为嫁资,此其女必不至失时也。宋末方回在《桐江续集》卷一五《沂江回溪三十里入婺源界》中也谈到了杉木在当时民生中的重要性,他说:厥土最宜杉,弥岭互岗麓。种杉二十年,儿女婚嫁足。杉林以樊圃,杉皮以覆屋。猪圈及牛栅,无不用杉木。
北宋苏轼曾在《秧马歌》中谈到秧马这种插秧农具,它形似小船,底部设托板,以免在泥水中下陷,人骑坐于其背上,以两脚在泥中撑行滑动。少了它,人们插秧时需弯腰不时运动,十分辛苦;有了它,可以使人半蹲半坐,能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插秧效率。对于这种家具材料,他在文中说: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可见当时的人们对于榆木、枣木、楸木、桐木的独特质地与性能有普遍认识。
榆木产地以北方温寒地带为主,材质坚硬细密,韧性、可曲性较强,制成的家具、车船坚实耐用,是当时运用较多的家具材料。枣木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在柴木中属于偏硬树种,韧性大,耐琢磨,纹理美观,制成的家具不易变形开裂。正是因为榆木和枣木的这些材质特点,能被加工得十分光滑,才成为当时秧马腹部制作材料的首选,既便于泥水中滑行,又稳固耐用。
就桐木而言,其材质较轻,比重小于0.35,但成材快,锯刨后光滑平整,也易于漆饰,以之作为贴面、衬里和用来制作箱、柜均轻便实用。古代工匠也常用它来做棺椁和琴瑟一类的乐器,例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中便出土有以桐木制作的琴、瑟与鼓等乐器。对于它的种植,宋陈翥《桐谱所宜》:桐,阳木也,多生于崇冈峻岳,巉岩盘石之间,茂拔显敞高暖之地。他还说:凡诸材之用,其伐必当八九月伐之为良,不尔,必多蛀蚀,惟桐木无时焉。
楸木,又名梓桐,主要产于黄河流域,南方地区也能见到。它与梓木材质较为接近,以之制作的家具不易开裂走形。在柴木中,相对于榆木、枣木来说,其比重算是轻的了,但是和桐木相比,则又重了不少,因此,以楸桐为背欲其轻应是侧重于桐木而言。楸木还被用来制作棋盘,如陆游《自嘲》诗曰:遍游竹院寻僧语,时拂楸枰约客棋。楸枰即楸木棋盘,是品质优良的棋具。
梓木与楸木关系较近,在宋代建筑与家具上的运用也很多,宋陆佃耗时40多年完成的著名名物训诂书《埤雅》还把它称为百木长和木王。这是因为它成材快,生长区域比较广泛,黄河与长江流域均有种植,为我国历代木材运用较广的树种之一。古时木匠被称为梓人、梓匠,在《周礼》和《尚书》中也以梓人名匠,以梓材名篇,这些和梓木的性能与特点密不可分。梓木的硬度介于软木与柴木之间,纹理优美,耐腐朽,不易开裂、伸缩,刨面光滑,有光泽,适于雕刻,以之做家具时可为桌案、箱柜、架格与一些细木装饰部件。古代帝王下葬时专用梓木为棺椁,称梓棺、梓宫。例如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棺椁梓板便保存较好。陆佃还进一步说:梓,旧说椅即是梓,梓即是楸,盖楸之疏理而白色者为梓,梓实桐皮曰椅,其实两木大类同而小别也。
杏木也是当时的家具良材,其产地以黄河流域为主,基本比重为0.57,最大可达0.66。结构细匀,质地好,胀缩性小,耐磨蚀,是富贵人家选用的家具材料。例如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扶手椅、榻、屏、巾架、茶几、盆架、炕桌和琴座均为杏木制成。另有两件长方桌,一也为杏木所制,一为榆木所制。
柏木在当时的家具制作上也常被利用。柏是常绿大乔木,于我国南北方均有分布。其生长期长,耐寒抗风,是古代漆器常用的胎料,也被用以制作家具与棺椁。例如宋王禹偁《翟使君挽歌》之二曰:岂唯存柏椁,亦合葬桐乡。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墓出土的长方桌虽涂有红色,但经鉴定乃柏木制作而成。内蒙古巴林右旗查干勿苏辽墓和友爱辽墓分别出土的长方形小帐与正方形小帐,虽残破不堪,经考察均为柏木制作。另外,内蒙古林西县毡铺乡还发现了辽代柏木椅子。由此可见当时内蒙古一带柏木在家具中运用之广。
宋代建筑用材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对家具用材也产生影响。如李诫《营造法式诸作功限一锯作》在谈到割解算功时涉及的树种就有椆、檀、枥、榆、槐、白松、楠、柏、榆、黄松、水松、黄心木。又如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在吕梁山区汾河流域的今天山西岚县、离石、汾阳一带伐木人员有三四万之多。北宋末年,由于这一带大旱而导致川流涸竭,修楠巨梓,积之境内者一不啻数万计。可见楠木与梓木在当时被使用的惊人情形。
自古以来,楠木就是重要的建筑与家具材料。它种类较多,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气息芬芳,纹理细腻,质地坚硬,被大量用于建筑、家具与船只的制作。先秦时楠木的分布要比现在偏北一些,唐宋时以今天的四川一带为多。如北宋庆历年间,成都太守蒋堂便一次种下二千株楠木。1956年于苏州虎丘塔发现的宋代木箱虽外表涂漆,各主要部位接缝处镶包鎏金银边,且以小钉钉牢,但经研究箱体为楠木制成。楠木还是当时高档棺椁用材,例如合肥包拯墓冢中的棺椁便由金丝楠木制成,2003年合肥市经济开发区习友村北宋中期古墓还出土了整块楠木棺。楠木还会形成纹理玄妙的瘿瘤,在一些宋代家具上也得到了运用。如宋梅尧臣《和王仲仪咏瘿二十韵》说:在木曰楠榴,刳之可为皿。宋孔平仲《续世说雅量》也说:齐萧铿左右误排楠瘤屏风,倒压其背,颜色不异,言谈无辍。
2 硬木
宋代家具虽然以使用就地取材的软木与柴木为主,但也不乏以硬木制作家具的史料记载。
《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开宝6年,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贡金棱七宝装乌木椅子、踏床子等物。乌木质地坚韧,在家具上对它以及其他硬木的使用说明北宋早期的家具制作工艺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北宋末、南宋初诗人陈与义词《菩萨蛮荷花》中也有绳床乌木几的说法。而从上述金棱七宝装措辞看,当时乌木制作工艺已达到了相当水平。
檀香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使用,例如宋杨文公《谈苑》记载: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一副。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也记有: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张婕好掩口笑曰:禁中用烟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白木是当时一般木材的统称,类于今天我们说的柴木,而檀香木则是黄檀、白檀、紫檀的统称,宋叶廷珪《名香谱》曰:皮实而色黄者为黄檀,皮洁而色白者为白檀,皮腐而色紫者为紫檀。其木并坚重清香,而白檀尤良。宜以纸封收,则不泄气。宋徽宗赵佶《宣和宫词》曰:白檀象戏小盘平,牙子金书字更明。说明他的棋盘是白檀制成,可惜由这种材料制成的棋具至今尚未发现。
宋赵汝适《诸蕃志》还提及一种颇似花梨木的进口木材,麝香木出占城、真腊,树老什湮于土而腐。以离脱者为上。其气依稀似麝,故谓之麝香。若伐生木取之,则气劲而恶,是为下品。泉人多以为器用,如花梨木之类。这说明当时在福建泉州以花梨木为器具已属常见,泉州是当时重要的对外商贸中心,当地以这种类于花梨木的进口麝香木做家具已成一定规模。其实早在唐代已有以花梨木制作家具的事例记载,例如唐陈藏器《本草拾遗》就载有榈木出安南及南海,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性坚好。宋晁补之《七述》曰:木则花梨美枞,棁柏香檀,阳平阴秘,外泽中坚。在晁补之看来,花梨、枞木、柏木、檀木均是外泽中坚的良木。
在目前能看到的宋代家具实物中,尽管尚未发现硬木家具的遗存,但是根据以上记载,再结合一些宋画上描绘的具有劲瘦风格的家具图像来说,可以想象,在当时,一些硬木是得到开发的,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又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所以即使是硬木家具也不易保留至今。上世纪70年代,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了北宋描金填漆经函,为檀木所制,但究竟为何种檀木,却不得而知,有可能为硬木。除此之外,笔者相信在将来的考古发现中,宋代硬木家具是会有所发现的。
3 竹、草、藤
除了木材,竹也是宋代家具制作选用较多的材料。竹的生长期短,在中国有200多个品种,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与华南沿海地区,资源丰富。它自古以来就被用于制作家具,例如早在《尚书禹贡》中就记载今天湖北荆州一带的竹制品被列入当时的地方名品。竹制家具在宋代较为流行,比如宋高宗在南逃至台州临海时,曾坐过竹椅。为此,赵彦卫《去麓漫钞》卷七载:御坐一竹椅,寺僧今别造,以黄蒙之。在现存的宋代图像资料中,竹制家具也有不少,例如:《六尊者像》中第三拔纳西尊者所坐竹椅、《文会图》中的靠背椅与足承、《白描罗汉图册》中的竹制扶手椅、《十八学士图》中竹制玫瑰椅、《五学士图》中的竹制书柜、《药山、李翱问答图》中的竹制扶手椅、《张胜温画梵像》中僧璨与神会大师坐的两件四出头竹制扶手椅等,不过较难识别这些画中家具究竟为何种竹子所制。
到了夏天,竹制床颇受文人青睐,如苏辙《病退》诗中就有冷枕单衣小竹床之句,南宋杨万里亦有《竹床》诗云:已制青奴一壁寒,更指绿玉两头安。竹席同样受到文人喜爱。宋代的席有凉、暖席之分:凉席多由竹、藤、苇、草、丝、麻等编成;暖席多由棉、毛与兽皮制成。当时蕲水地区出产的一种品质甚佳的竹席名曰蕲簟,欧阳修一次偶得蕲簟,十分高兴,作诗道:呼儿置枕展方簟,赤曰正午天无云。为此,王安石则在《次韵欧阳永叔端溪石枕蕲竹簟》诗中说:蕲水织簟黄金文。苏轼《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诗次韵》曰:竹簟暑风招我老,玉堂花蕊为谁春。另外,宋人曹修睦知邵武军时,常以竹席赠人,并作诗出:翠筠织簟寄禅斋,半夜秋从枕底来。。宋王观《芍药谱》还说:惟芍药及时取根,尽取本土,贮以竹席之器,虽数千里之远,一人可负数百本而不劳。
竹还被用来制作竹夫人,竹夫人又称青奴、竹奴,唐代叫竹夹膝,又名竹几,至宋始称竹夫人。人们将竹编为长笼,或取整段竹,贯穿中间,四周开洞,暑时置于床席之间。苏轼有几首诗均涉及到竹夫人,如留我同行木上坐,赠君无语竹夫人;蒲团蟠两膝,竹几阁双肘;闻道床头惟竹几,夫人应不解卿卿。他还在《次韵柳子玉》中自注:俗谓竹几为竹夫人。陆游《初夏幽居》诗之二也说:瓶竭重招曲道士,床头新聘竹夫人。宋人方夔《杂兴》诗之三也有:凉与竹奴分半榻,夜将书奶伴孤灯。宋孙奕《履斋示儿编杂记易物名》还说:山谷喜为物易名,郑花则易为山矾,竹夫人则易为竹妃。由此可见宋代文人对这种竹制家具的由衷喜爱。
轿也可用竹来制作,如宋人陈渊《过崇仁暮宿山寺书事》诗说:驿路泥涂一尺深,竹舆高下历千岑。此处的竹舆即竹轿。竹也用来制作屏风,如宋张耒《东堂初寒创意作竹屏障》诗之二说:竹屏风下凭乌几,画作《柯山居士图》。
当时的席也有以草来制的,且以菅席为佳,但价钱不菲,如陆游《冬夜》诗中就曾有百钱买菅席之感喟,他还在《秋晓》诗中说:菅席多年败见径,布衾木枕伴残更。此外,藤也被用于家具制作,例如《五学士图》、《梧荫清暇图》、《十八学士图》等宋画中均有对藤墩的细致描绘。藤床也多有使用,如《萍州可谈》卷三在谈到王安石时记有:王荆公妻越国吴夫人,性好洁成疾,公任真率,每不相合。自江宁乞骸归私第,有官藤床,吴假用未还,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公一旦跣而登床,偃仰良之,吴望见,即令送还。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将图书的和校对、教学与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在宋元明清诸朝,书院逐步发展成为官学之外最主要的综合性教育研究组织形式。

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由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积聚大量图书,伴着朗朗书声与淡淡墨香,书院成为历代大儒学者们的讲经论道之所,文人学士们的向往之地。

宋代;重庆;书院教育;北岩书院;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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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院大都建在钟灵毓秀的山水间,应天书院遗址位于河南商丘南城湖畔,那里垂柳依依,碧波荡漾,落霞孤鹜,鱼翔浅底,在这样一处世外桃园般的清幽静地,品茗读书,真是可以聚日月之精华,吸山水之灵气。


要:
宋代重庆有14所书院,宋代重庆书院具有多种特点:一是发展处于全国书院的前列;二是时间和地域分布不均,北宋书院较少而南宋书院较多,且集中分布在重庆周边沿长江流域地区;三是以官办书院为主。分析宋代重庆书院的教学和管理,可以发现:在教学目的方面,宋代重庆书院的教学旨在探究学问,为传播理学思想而培养人才,教学目的中强调“学而致用”;在教学内容方面,多以理学思想为指导来制订教学计划和安排教学内容,注重理学的传承与发展,但兼涉文史学科知识及其他学派思想;在教学方法方面,提倡“教学相长”的自由教学,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讨论法和自学,并适时采取“论辩问难”的教学方法;在师生关系方面,受到书院聘任的教师特别注重身教,以“人师”自勉自任,注重口传身教、人格垂范、精神感化、情怀熏陶,学习氛围开放、宽松、活跃,师生间的关系亲近和谐、民主平等;在教学管理方面,主要实行学业水平考试的考课制度;在办学经费方面,宋代重庆书院开创了一种官办民助的办学与管理模式,既克服了官办书院的层层束缚,又解决了民办书院办学经费不足的桎梏。宋代重庆书院有研究性办学、主体性教育的新理念,对现代教育教学仍有重要启示:一是师生淡泊名利的思想,对于转变当前教育界“重名利、轻学术”的错误认识,积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有重要启示;二是选聘教师以“择优而教”为主要标准值得现代教育关注;三是“教学相长”的自由教学理念以及和谐的师生关系与现代教育观念不谋而合。

书院教育的存在,弥补了封建官学的不足,填补了许多学术文化研究领域的空白,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灵活多变的办学形式,为历代教育家所取鉴。书院教育传统所包蕴的丰富内涵,是中国教育的宝贵历史财产。

应天书院又称「雎阳书院」,最早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书院获得发展,宋真宗时,因追念宋太祖应天顺时,建立帝业,于公元1006年将其发迹之处宋州先改为应天府,公元1009年,州人曹诚在其旧址建筑院舍150间,藏书数千卷,并愿以学舍入官,经由应天府知府上报朝廷,受到宋真宗赞赏,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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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书院兴盛的原因

后来,词人晏殊任应天府知府时,大力扶持应天书院,使得书院进一步发展,成为其时着名书院之一,同当时与河南「嵩阳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并称四大书院。宋仁宗时,又将应天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

作者简介:吴洪成,男,浙江金华人,河北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王培培,女,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王亚平,女,河北邯郸人,河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北宋初期,乱世渐平,社会安定,朝廷虽多褒奖文事,却又无力广设州县学校,故“士子病无所学,往往相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书院由此进入兴盛阶段。

应天书院自办学以来,培养出很多人才,众多学子也不远千里来此求学。相传北宋文学家范仲淹也曾在应天书院求学,因家境贫寒,范仲淹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入仕后因母病逝,在家居丧,经应天知府相邀,在书院任教,当时书院显盛一时,后人还立有《范文正公讲院碑记》以兹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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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所称:“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镐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此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应天书院原址虽然已被泥沙埋没,但其严谨勤奋的治学之风和人文的传统却传承下来,激励着历代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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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广大士子读书求学的愿望;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朝廷尚文治而又教力不足的矛盾,为朝廷培养了大批文治人材,因而尤得政府的赞助和鼓励。

北宋景、庆历以后,至北宋末年,随着朝廷历次大规模兴学,官办的州县学校渐起,书院沦入沉寂,达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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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书院教育的复兴,大体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由程朱理学的发展促成。理学奠基于北宋,成熟于南宋,在南宋几起几落,虽曾几度占据太学讲席,但屡遭朝中权贵排抑。为了专研学术,讲明义理之学,并广泛传播自己的思想,扩大影响,积极发展书院教育,创办书院、宣讲性理,并以书院为论坛,争鸣学术,指论朝政。

诸如: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胡宏、张杖等著名的理学家,都是积极创办和推进书院教育的代表人物。

其二,南宋官学虽有国家资助经费,但往往流于形式,失其教学之实,士子游学,“非图啜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迂阔于事,无补于时”。官学的不振,自然造成文化教育领域的空荒,而具有较高教学质量、形式灵活、学风生动的书院,便得到土子的青睐,获得较大的发展余地。

其三,科举制度的腐败,导致士学风气的堕落,一些志趣高洁、仰慕圣学的学者厌恶仕禄功利之学。而书院提倡高风气节、不为功名利禄折腰、自由讲学,专研学问,推崇修己至诚之道,与腐败的官学形成鲜明对照,故尔被一大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士子所敬慕。

此外,佛教禅林的影响和南宋印刷术的持续发展,也为书院振兴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

宋代书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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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2、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

3、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师生眼界开阔;“书院聚四方之俊秀,非仅取才于一域。”

4、学习以个人钻研为主,师“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

5、师生关系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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