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停废110年祭

vnsc威尼斯城官网 2

科场长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关键场域。

vnsc威尼斯城官网 1

20世纪初,清政府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即宣布科举改革并且废八股废武科。那么,为什么要进行科举改革?又是如何进行科举改革?下面带着这些问题,跟随小编一起看一看。

vnsc威尼斯城官网 2

科举;科举制;科举人物;

真正在戊戌年间引发新旧冲突,并为后来的政治变动潜伏下巨大危机的主要是文化教育和政治层面的改革,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存废。

1901年8月29日,清廷下诏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废武科。

位于南京的中国科举博物馆。

作者简介: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福建
厦门 361005
刘海峰,男,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科举制度是传统中国社会人才选拔的重要机制,这个制度形成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察举制。所谓察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考察、举荐。察是从上至下,是领导考察多举是向下而上,是群众推荐。这种制度形成的准确时间已经不太清楚了但至少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时就曾下诏求贤,要求各郡国推荐有治国才能的士大夫。至汉文帝,察举制度成为汉王朝送黻人才的一项正式制度,各郡国按照一定的规则向中央推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才,以此为统治阶层提供新鲜力量。

用以选拔宫吏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朝开始成形。唐、宋考诗赋,元、明、清考经义。清朝的科举考试,规定以四书、五经文句为题,文章格式一律为八股文。

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起,至今已过去一百一十年。在过去的百年中,经过革命与现代化思潮的洗礼,“科举”在人们头脑中一直是帝制腐朽的象征,科举被废既是发动革命的理由,也是清朝崩亡的前兆,更屡被嘲讽成古代教育制度失败的一个负面标本。科举制似乎不值得大家花时间加以认真关注,它充其量只能作为批判的对象,甚至直接沦落为一个衰落王朝推行弱智教育的符号。

内容提要:科场长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关键场域。科举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具有维护统一与压抑个性、普及文化与忽视科技、取士唯才与做官第一、鼓励向学与片面应试等功罪。为科举制平反,需要还原历史真相、还原科举情景,不再与古人为敌,而要与古人为友,替沉默的古人说话。可以将科举人物定性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精英群体之一。科举不是妖魔鬼怪,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而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

科由于实行相对比较严格的公平考试,科举制度为杜会上下层的流动提供了空间。所以这个制度相对说来比较公平,因而受到读书人的欢迎,其制度也就逐步完善和规范。经唐宋两代不断改革完善,至明代,科举制度成为人才选拔的唯·一方式,所有的文职官员非经科举考试不得任命,那时人们并不觉得科举考试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士子经童生试录取者称生员,录于府、州、县学,受教官的监督考核。生员经乡试录取者称举人。举人在京师经会试录取者为贡士;贡士经殿试录取者为进士;进士即授官职,举人可酌情授以官职。生员在乡里也有一定身份地位。

如今,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终于有所改变了,史学界开始认真检讨过去的评价,希望从全新的角度对科举制进行更准确的定位。

关 键 词:vnsc威尼斯城官网,科举 科举制 科举人物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逐渐感到以八股取土的科举制度远远不能适差现实需要,于是他们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旅程。魏源提出与夷之长技以制夷。,强调应将中国传统学问从文史经义扩大到科学技术稍后,冯桂芬提出改变科举考试的方法与内容,以为过去以八股作为垞试内容,已经与日益变化着的社会需求严重不合,所学非所用,所用非阙学,无数的读书人将精力消耗在这种学问上,怎能指望中国崛起与强大?

科举制度使士子思想禁锢,考试办法固循守旧、全不实用。1898年变法时曾一度废八股,政变后重新恢复。为行变法、施新政,清廷宣布:科举流弊太多,决定从次年起,废止八股文程式,乡会试改试策论和四书、五经经义。同时,命令将各省书院改为学堂,并鼓励游学。

科举制仅仅是一场考试?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科举通史”(13JJD880010)

甲午战后,政治界、知识界议论纷纷,探究中国失败的原因,许多人将之归结为科举制度。陕甘总督陶模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缺少新人才,而新人才的培养绝不能依赖旧制度,明确将改革诉求指向科举制度。严复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这个僵化的制度禁锢智慧、败坏心术、滋长懒惰,因此必须改革葚至应该废除。梁启超也具有同样的认识,以为变科举为中国政治改革第一义。

从此,各省普遍与办学堂,留学人数也激增。鉴于武科考试流弊甚多,而且所习都是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箭,已与新的形势不相适应,清廷也谕令一律永远停止。

为什么要对科举制进行重新定位呢?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05-0083-09

科举制度的弊端在过去几年已被充分揭示,只是由于这个制度牵涉众多人的利益,改革起来实在太困难,因此多少年来议论归议论,执行归执行。人人都说科举制度摧残人才,不利于人才选拔,可是人人也都在这条艰难崎岖的道路上跋涉。像张謇,从青年考到壮年,待到一登天子堂,不是一切都有了,不是又成了青年人追慕的楷模?至于康有为、梁启超,还不是一样乞求在科举道路上获得成功,获取功名,还不是用了那么多年的时间耗费在这所学非所用的知识垃圾上?几乎那个时代的所有精英,除了章炳麟这样极个别的另类因某.种特殊原因而错过科举考试外,哪一个不是在这个唯一正途上下求索,苦苦追求?

原来的武举人、武进士,准许入营学习,武秀才和武童生,均准应先入伍。到各省武备学堂建立后,再酌定排选考试章程。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中,科举制向来就是一个经常被妖魔化的名词,一谈到科举,人们脑子里几乎会不约而同地闪现出《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的滑稽故事。范进这个人穷年累月地应试,人到中年突然中举,听到消息后一激动晕厥过去,还得靠老丈人一大嘴巴把他扇个半醒,从此就开始变得不正常,这就是一名典型科举考生的猥琐形象,也喻示着广大科举士子的共同命运。在我们的头脑里,科举只能造就一帮死背经书教条,毫无实践能力的读书人。我记得《范进中举》一度收入了中学课本,作为必读范文。在一代代学生的记忆中,范进的形象被刻意丑化成整个科举制戕害人性的缩影。大家对科举制的印象,基本上是从这个故事的叙述逻辑里面获得的。

科举是一个影响重大且利弊都十分显著的考试制度,对其评价向来都有激烈的争论,即使中国在1905年废止科举之后,这种争论还无休无止。尽管科举至今已被废止110年,但还不断被人们重提和反思,它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时被翻新。废科举后对科举制的评价观点,依出现时间先后,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全盘否定阶段、在总体否定中肯定其中某些值得肯定的因素的阶段、在总体肯定中否定其中某些应该否定的因素的阶段。2005年中国掀起了一场科举百年祭的文化大争论以后,对科举制的评价开始逐渐进入第三个阶段。2005年,我曾发表《科举制百年祭》等系列反思论文。[1]在科举停废110周年之际,进一步反思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回顾1400多年间科举评价的沧桑巨变,具有特别的意义。

尽管清政府宣布科举改革又倡导废八股废武科的实质是希望暂缓社会矛盾,巩固封建统治,但是这个决策确实在一定程度解放了当时很多人的思想,而且掀起了一阵普遍办学堂、出国留学的热潮。

从历史上看,科举制的取缔是和清朝的灭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彼此前后相续。科举制的废除,也跟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展开过程密不可分。这种预设的关联性隐藏着一种危险,很容易让我们不假思索地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生成,只有通过废除科举制才能达致。这个逻辑把废除科举与清朝崩灭、民国肇建等历史现象自然勾连在一起,形成一套毋庸置疑的历史叙事,进入所有各个层次的教科书里面,以致于无论讨论宪政改革还是武装革命,科举废除的必然性都是不容质疑的。

一、“科举是国家取人材第一路”

更多相关内容请前往: |

在人们的眼中,科举这东西就是一个垃圾,清除它的恶劣影响变成了革命、民主和现代国家建立的前提条件。科举制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其特点何在,在以往的研究视野里基本是缺席的。我觉得这种局面如果仍不加以改变的话,不仅对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的研究,而且对现代政治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对中国民主制度应该向何处去等等问题的有效解决,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障碍。

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凡国之大柄,莫先择士。”[2]科场连着官场,科场的风云变幻,往往与官场息息相关,因此科举是“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3]两宋统治者高度重视科举,即使在激烈的宋金战争、宋蒙战争过程中,科举考试一如既往。南宋建炎元年高宗开科取士诏曾指出:“国家设科取人,制爵待士,岁月等阴阳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坚。”[4]所谓“岁月等阴阳之信”,就是说开科的时间非常固定,其准确可信等同于自然界昼夜季节的变化,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有关科举的法令则有金石般的刚性,得到普遍的贯彻。到明清两代,科举制更是进入超稳定性阶段,三年开科一次的社会活动已经成为类似于岁月和季节一样轮回的自然现象。如果遇到战乱和重大天灾等不可抗拒的变故,则选择次年补行或易地开科。科场无小事,无论是科举改革还是科场案,科举一有风吹草动,往往就会惊动朝廷。历代统治者也高度重视科举取士,明代永乐皇帝曾说:“科举是国家取人材第一路,不可滥。”[5]

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那么,科举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大家可能完全不了解。一般只是习惯地认为,科举制度就是一场考试而已,一提科举好像直接可以和八股文画等号,充其量是教育史研究的对象,这种理解显然过于狭窄。其实,完整的科举考试共有三场,不仅包括《四书》《五经》的记诵,还包括诏、诰、表、判和策问等内容,八股文只占第一场中的很一小部分。假如只知道有第一场,把后面两场都排除在观察视线之外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科举,只不过是其全部内容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而已。科举的考试结构相当复杂,我们必须改变以往过于简单的认识。

“事至久而后精,谋以众而加详。”[6]科举制度的发展体现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就像中国瓷器的发展历程:唐代瓷器较为古朴,宋代仍是清一色居多,元代开始出现青花瓷,明代瓷器开始走向五彩缤纷,清代瓷器则达到成熟绚烂的程度。科举制也是在隋唐时期变动改革中逐步发展完善,到明清时期臻于鼎盛严密,科场长期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关键场域。

科举制的最大优势是合理配置人才

科举是一种高厉害、高竞争、高风险的选拔性考试,一旦登科及第,便风光无限。盛唐时期,“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7]到晚唐时期,朝野进一步重视进士科,“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8]进士科出身者日益成为中高层官员的主流。到宋代,绝大多数宰相都由进士出身者担任。即使是辽、金、元这样的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也通过科举选拔了许多才智之士。史载:“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真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9]明代中叶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清代科举考试的影响更是无所不在。1851年,来华西方人士布朗在考察包括武举、宗室科举、翻译科举等各类科举之后指出:“政府看来将竞争与考试制度运用到每一个可能的方面。”[10]

在具体论述科举制的试题结构之前,我想先谈谈科举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特点。我们不能把科举制仅仅看成是一个狭隘的考试系统,而应该把它看成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础。这个基础的特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科举考试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考官和举子也都高度重视,多数时候科场中也秩序井然。欧阳修《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诗云:“紫殿焚香暖吹轻,广庭春晓席群英。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11]将科举考试的庄严和答卷时的静穆情形生动地描述出来。与此说法类似,1903年光绪癸卯科河南乡试,河东总督身份陈夔龙入闱监临,也描述了贡院中的考试情状:“比时场内人数以万计,灯笼火伞以数千计,堂上堂下火光烛天。而凡百执事视动俱寂,几若衔枚战士,万马无声。亦似有文昌魁斗,临在上而质在旁者。此无他,功令本极严肃,人心先存敬畏。奋多士功名之路,实隐寓天人感召之机。”[12]可见尽管当时科举制已经风雨飘摇,但在河南贡院内举行的末科乡试仍然十分严肃认真。

科举制表现出的第一个特点,是对知识群体身份的合理分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科举考试是一次选拔官僚人才的过程,你要想当官就必须通过考试,考试过关之后就可以当官,但这个官不是随便当的,必须通过特定的选拔程序,再分别安排在适宜的位置。例如,考中进士的可以进翰林院,有机会当上宫廷里面的大臣;考中举人,虽然进不了中央一级的机构,但可以当县官,也就是现在所谓中层干部;只考中秀才,县官当不上,那就在乡村里面当教书先生,当一名乡绅。这个选拔和安排人才的机制非常棒,为什么?因为它基本会严格按照你考试时显露出的才能,分别配置在上、中、下三个层次,各司其职,各得其位,各有所值,形成一种虽不是绝对均匀,却相对合理的分布状况。大家一定要记住,无论中西古今,从来就没有一个制度是绝对完善的,所以才有人说,民主制度也是政治制度里面相对不坏的制度,科举制度也一样,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理想化。

由于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实行科举制的时代通常被称之为科举时代。何德刚在《客座偶谈》卷二中曾说:“有清时代,一科举时代也。二百余年,粉饰太平,祸不作者,不得谓非科举之效,所谓英雄入吾彀中是也。大抵利禄之途,人人争趋,御世之术,饵之而已。乃疏导无方,壅塞之弊无以宣泄,其尾闾横绝至不可收拾。末季事变纷歧,何一不因科举直接间接而起?”正如一位西方人所说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给中国人带来了好处。毫无疑问,它是整个行政制度中的最大亮点,例如它和政府其他部门的联系。……他们全体一致毫不犹豫地宣称,他们的科举制度是无可置疑的,而我们的确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我们不该接受这一结论。”[13]因此,可以说科举制是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重要制度。

第二个特点是,这套人才分配的制度是上下循环流动的,不是固定在某个位置始终不变,这是它跟贵族等级制度最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普通人只要不懈地努力考试,就有可能进入官僚行列。相对应的是,中了举当了大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在城里生活,退休之后还得返乡服务。为什么太平天国鼎盛一时,却最后败在曾国藩的手里?就因为曾国藩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当上了内阁学士这样的中央高官之后,还是要守母丧返乡,太平天国之乱时他正好在老家当乡绅,要不是靠曾国藩这个京城回来的乡绅组织团练拼命抵抗太平军,大清那时候早就完蛋了,肯定扛不到宣统三年。所以,科举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流动的。当初你只是个秀才也没关系,就看你的真本事,哪怕考三十年你也可能最后当上一个大官,当然一辈子考不上的事同样经常发生。

历史进入20世纪。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遇到了旷古未有的难以应付的挑战,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科举制也面临着不得不变革的困境。清朝末年,积贫积弱、国力日衰的中国面临列强侵略,在见识到西方各国的强大、寻找自身衰弱的原因与寻求追赶东西方大国的途径的时候,人们认识到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文体脱离实际,浪费士人的才智,于是废止八股文被提上议事日程,在1901年首先被废去。同时规定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

既然科举制的最大优势是尽量均匀地把人才合理布局在社会各个阶层,同时上下循环更替流动,它就为中国基层的乡村政权建设,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基础。不管你当过多大的官,都有回归祖宗故里的情结,退休后大多选择返老还乡,为地方社会和文化事业做贡献。当代官员肯定做不到这点,为什么?因为没有制度保障把人才留在基层。

废止八股文、采用与当时内政外交有关的问题为策问题目,这是清末科举考试的重大改革。随后便有西方人士说这“毫无疑问是科举考试制度中的一次革命”,“此次改革实际上是非常完全的”,[14]这些规定在清末1902年、1903年最后两科的乡试都得到了遵守,在最后两科的会试与殿试中也体现出科举改革的精神。不过,“社会的组织机构,正像各种动物一样,不是在预见环境将要产生变化时,早早着手适应性的变革,而是临到变化已经发生时,才开始进行反应性的改革。这是人们不能不承认的社会生物学的事实”。[15]最后几年的科举制改革是在内外交困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作出的调整,尽管科举考试的内容与题型已经出现重大的变化,但科举考试中西历史、政治外交知识,被有的人看作“散行八股”,[16]主政的张之洞等人认为科举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办,要想图强就必须兴办学堂,要兴办学堂就要废止科举。于是在1903年以后,将废科举提上朝廷的议事日程,只是当时考虑的是接下去几科渐进减少录取名额,到1911年完全废止。但因为1904年以后内忧外患更为严重,于是科举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在1905年9月被提前彻底废止。

现在乡下年轻人一旦考上大学,全打算留在城里,有几个肯回乡服务的?即使城里的大学毕业生愿意下乡,那都是去当村官干个一年半载,给自己的公务员履历镀上点儿金,终极目标还是回城里谋职。但科举制度之下,秀才就能终生扎根乡下,今天的中国还有这样的“秀才”吗?肯定少之又少!他们不是靠道德感召,不是靠纪委监察,而是靠制度运行的保证,秀才升不上去,他只能待在乡下,却因有文化修养,能够在基层获得较高的地位,可以安心服务乡里。

在废科举之前,多数人对废科举持乐观的态度,对废科举带来学堂兴盛的局面充满期待。但当时也有人担心废科举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此等之事关系于社会者至深,社会行科举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无不与科举相连,今一日举而废之,则社会必有大不便”;“废科举设学堂之后,恐中国识字之人必至锐减,而其效果将使乡曲之中并稍识高头讲章之理之人,而亦无之。遂使风俗更加败坏,而吏治亦欲不易言。则于立宪之途更背驰矣,此又急宜加意者也。”[17]然而,待科举真正废去,随后而来的社会无序、政治动荡与文化断裂,还是大大超过了一般人的估计和想象。因此有这种说法:“末世不察,至薄帖括为小技,而未审先朝驾驭英雄之彀,即在乎此。科举一废,士气浮嚣,自由革命,遂成今日无父无君之变局。”[18]废科举不仅意味着科举时代的结束,而且预示着君主制度的覆亡。正如德国汉家傅吾康在1960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一书结尾中指出的:科举制的崩溃是传统国家灭亡的开始。[19]只是大部分人还是认为,科举停废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出现了新气象,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大事。

科举制与高考的比较

前文已提到,我们对科举制的最大误解,就是把它等同于八股文。八股文确实可以看作是科举制度的一个核心部分,因为第一场就要考《四书》《五经》,你必须把经书内容背得很熟,还要作试帖诗,诗也定好了韵律和主题,非常刻板。但是有一点,八股文训练对于培养一个人的经典修养是有好处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国学知识那么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记诵的程度不够。

与此相关的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科举考试另外几场的重要性,第二、三场有诰、有表、有判、有策问。什么叫诰?就是模仿皇帝的语气发布文书,这个诰非常难写,你怎么站在皇帝的立场看整个政治的变化?就像今天让你模仿中央领导的语气写一份报告,要写得好确实不容易。什么叫表?是指臣民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书,要写得透彻得体,有相当的难度。判是考验考生的断案能力,现在高考有这种卷子吗?即使有你也未必能答得好。最重要的是策问,什么是策问?那是考验应试者对实际事务的处理能力。考官提出的问题往往涵盖实际行政事务的方方面面,诸如吏治、仓储、水利、缉盗、钱币、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考官会假设,如果你当一个县官,或者当一个基层地区的领导,你必须根据整个地区的现状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相当于如今的中层干部提交一份施政报告,我想,按现在一般高中学生的训练,绝对答不出来。

这里可再举一个例子,有一道策问题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首先考官声明说,你们这些考生都是从乡下来的,应该对地方状况很熟悉,那么,你们可知中国的保甲制度严格来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到现在为止实施的情况又怎么样?第二个问题与保甲实行的具体状态相关,那就是让你做一个保甲推行者的话,你应该怎么办?熟悉保甲史的人都知道,保甲实施的前提是必须按村和户的规模进行设计,但很多地方居民住得过于分散,有的住在山上,有的散住在谷底,有的渔民则长年住在船上,四处流动,面对这种种复杂的情况,怎么实行保甲?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怎么才能更加有效地进行基层地方治理?

你看,这是多么精彩的一个问题,现在有几个学生能答得出来?弄不好拿到卷子都傻了,反正我当时答不出来,至少我得琢磨一阵,也不见得就一定答得好。这就是除八股文之外,科举考试的另一部分真实内容。

到了近代,科举制实行改革,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向皇帝递上了《江楚会奏三疏》,主张更多地在科举考试中引进西方科学的内容。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中,更是主张干脆把策论拿到第一场,《四书》《五经》挪到最后去。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翻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本书是给考生准备的基本阅读书目,里面列了两千多种书,甚至包括算学、地理学等与近现代科技相关的着作。这书目是作为国学基本常识编纂的,也可当作科举考试的基本辅助教材。我一翻就惊着了,自己一辈子哪里看得过来这么多书?能够金榜题名真是太不容易了!关键在于,它不光考你能背多少前人的语录,更迫使你自己独立思考许多实际问题,并努力加以解决。

从科举制到代议制:梦想如何照进现实?

目前,许多学者特别喜欢把科举跟民主、宪政等西方制度勾连起来加以思考。当然,作为一种思辨尝试未尝不可。但我个人不同意将两者生拉硬拽地捆绑在一起。有人觉得西方的选举制不好,其实好还是不好,要看其运作的具体条件如何。在中国的历史脉络里,观察科举到底产生了怎样类似现代选举的功能,可以做一个有限而审慎的探讨。

在科举制度下,中央政府会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差异,有意识地进行名额分配,这有可能赋予科举拥有某种代议的形式及功能,为参政议政提供便利条件。文化发达地区的科举名额受到一定限制,不发达地区则得到一些必要的照顾,这不仅仅是如何实现教育公平的策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人才的合理分布和流动提供有效的机制保障。不管多么偏远的农村地区,也一定会存在一个通过科举制认可的士绅阶层,他们是当地最有文化的人群,往往扮演地方代言人的角色。老百姓有什么话可以通过士绅向官方反映,士绅是老百姓与地方基层干部之间的中介,我认为这就是代议制,也就是所谓现代民主制度的中国化反映。

所有的民主制度要正常运行,都必须采取一种符合民情的特定方式,士绅作为代表地方利益的阶层,或者部分作为百姓利益的代言人,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当然,也不排除有掠夺百姓利益的劣绅存在,我只是从制度设计的内涵上加以分析。民国以来,士绅阶层逐步被消灭,乡村基层彻底空心化了,老百姓也缺少了向上表达意见的合适渠道。

再进一步说,我觉得不要把科举制看作是单一的制度,它的设计和运行,与皇权制度及官僚体系的构成密切相关,同时跟基层地方宗族的产生和培养也是一体共存的。这个一体化的系统通过上下不断循环、不断演变才形成相对稳定的体系。“重建科举”的主张,是一种声音,但目前并不具备重建的条件。

首先,皇权体系早已不存在了。其次,传统官僚体制也随着皇帝的消失发生了很大改变,通过科举制形成的上下循环与筛选机制,是与传统官僚体制的存在互为表里,才得以正常运行的。还有一点,宗族制度也被废除了,没有宗族制度在基层做人材储备的依托,退休官员丧失了返归家乡服务的愿望,士绅阶层随之消失,没有绅士的支持,科举制在地方社会是很难推行的。所以,科举制度与皇权官僚体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整个中国古代王朝制度的兴亡唇齿相依,很难单独抽离出来加以分析,或者以之为依据,直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

尽管如此,从很多方面来说,科举制度本身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我们绝不应该轻易忘记的历史事实。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导,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专治中国政治史、社会史,并长期致力于跨领域、跨学科的中国史研究路径探索。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阶层精神世界的变异》等多种专着问世。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