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文明的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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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当甲午战争进入白热化,为何慈禧太后要办六十大寿?因停办庆典,清政府或崩盘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和日军在水陆两方面开战。在日本方面,日本国民在明治天皇的带领下,全力投入战争,实现了总动员。为了支援前线,明治天皇每日只吃一餐,他的皇后甚至要亲自去当护士。而国民在天皇夫妇的带领下,进入了疯狂的战争狂热状态,军国主义情绪完全被激发。

《鬼子来了》说的是日本侵华的历史。与以往战争片不同的是,姜文避开宏大叙事,只在挂甲台这个偏僻山村选了一个近乎日常的小故事来解剖战争。小故事有大乾坤,小故事竟把战争哲学凸显得淋漓尽致。

清朝末期实在是历史上一个令人感到耻辱而悲痛的时期,一系列的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在这一时期签订下来的,让人实在是提不起对清朝的喜爱。不过很多人都会认为,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清政府的实权不在光绪皇帝手里,而是握在慈禧太后手里造成的,那么事实当真是如此吗?倘若慈禧把大权交给了光绪,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翻阅晚清军事史,人们常会困惑于一个奇怪的现象:开战伊始,清政府往往信心十足。而当前方战事犹酣之际,统治集团已斗志全无,投降言论逐渐占据上风。对此,学界多归结为清朝腐败无能、军队装备落后,却忽略了经济因素的作用。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根据一份当时户部的文档可知,经过2年战争消耗后,“各省封贮及留协等银均已陆续支缺”。如果再打下去,或将引发帝国财政体系的彻底崩溃。而此后清朝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除军事上弱小外,财政困难造成的军费体系崩塌,也是促使清朝统治者在战争最激烈时“服软认输”的重要动因。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和日军在水陆两方面开战。在日本方面,日本国民在明治天皇的带领下,全力投入战争,实现了总动员。为了支援前线,明治天皇每日只吃一餐,他的皇后甚至要亲自去当护士。而国民在天皇夫妇的带领下,进入了疯狂的战争狂热状态,军国主义情绪完全被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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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战争?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对他的说法,我心存疑惑。放下战争,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一下文明的起源。人类为什么要从弱肉强食的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归根到底,还是人类集体利益的需要。群居的原始人必须要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平衡点,才可能团结起来对付丛林里的豺狼虎豹。这个平衡点就是文明的萌芽。而为这个平衡点制定的一系列部落规则,就是早期的政治。那么政治是什么?依我看,政治是一种文明。在同一文明体系,政治是各种利益集团和平分配生存资源的一种方式。在不同的文明体系,政治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和平解决生存资源纷争的一种手段。政治既是文明的基础,又是文明的最高统领。

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就是慈禧太后真的将大权交给了光绪。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清朝亡的更快。二是君主立宪制会成功。毫无疑问前者清朝亡国更快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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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来说战争。我以为,战争是政治的失败,是文明的崩盘,是野蛮的大爆发,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重新鸣锣上场,是人性向兽性的直接转变!一旦战争全面爆发,就说明双方政治交媾全面失败,恶魔上场,从此进入野蛮的丛林法则时代。

1.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接下来宋安之用亲政时期光绪帝的作为来入手分析。

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养兵”从来都不是桩轻松的差事。军费在历朝历代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都很高,少则六七分,多则八九成,故有“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的说法。而其中,尤以军人生活类消费支出最多。以清朝为例,平时养兵费用还算低廉,一遇战事,则需另行支付行装银、俸赏银。而且,官兵一经征调,就成了谁都惹不起的“大爷”,饭食、车船等物资均由沿途州县无偿提供。军械制造,也是清军支出的重要项目。受战况影响,道光帝严令责成湖南、江西速向广东等地调运火炮。然而,这些省份的火炮多为康熙年间或更早前所造,大都断折锈损,不堪再用。为了救急,粤浙掀起一股造炮高潮。数月内,仅镇海炮局就铸成大小铜炮117门,耗资近11万两。可见,繁冗、落后的军事体系,正是造成晚清军费无度支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中国这边,在清军在前线浴血奋战之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却在准备一场盛大的六十大寿。1894
年阴历甲午年十月初十,是慈禧六十岁的生日。为了举办隆重的庆典,一年前就已着手筹备,并投入了大量资金。对于中日战争,清朝并没有投入全力,甚至没有进行总动员,就像是李鸿章一人和日本作战一样。

接下来双方政治要做的,只能是将战争包上文明的外衣,以获得外界最大限度的支援。在停战的隙缝,双方可能也会用政治的手段重新划定利益范围。战争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强化本民族或本阶层的文明体系,但战争本身绝对是反文明的。无论如何,战争都不是政治的一部分,更不是政治本身。除非彻底否认政治是一种文明成果。

现在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在戊戌政变之前的光绪帝虽然亲政,但其权力有限,依旧是一个傀儡罢了,真正的大权还在慈禧手中。这种说法的确正确,但颇有一些以偏概全。如果光绪帝真的没有一定的权力,慈禧太后何必要大费周折的发动政变来夺回权力呢?

众所周知,晚清吏治崩坏,贪腐横行。为了捞钱,这帮贪官污吏“鬼主意”多得很,特别是上面拨付的战争经费,更是他们大发“国难财”的良机。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江浙前线的地方官曾拒绝雇北方人当兵,说什么“北勇不适合南方作战”。实则因为雇北方兵要花真金白银,无从作假。于是,改雇江浙当地人充当“南勇”。这批一不点验、二不训练的部队,对外宣称有9000之众,开销军费10万两,而实际上大多数人只出现在花名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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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人类史上的任何战争,都是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战争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用残酷的暴力争占生物链上的最高层。在和平时代,人类普遍凸显人性;在战争时代,人类普遍凸显兽性。就像一枚硬币有两面,你若用自己的A面去否定人家B面,那人家也可以用自己的A面去否定你的B面。

所以说亲政的光绪帝还是拥有一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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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鸿章派兵进入朝鲜时,北京一片莺歌燕舞;战场从陆地转移到海上,在黄海杀得昏天暗地,北京仍然歌舞升平,没有哪怕一丝的战争气息。对于以战争为理由劝阻慈禧太后过六十大寿的人,她毫不客气地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落后就要挨打”,这看起来是句大白话,其实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挨打”有非暴力的剥削,就是政治上的欺凌;也有暴力的入侵,就是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种文明体系的强弱差距越大,就越有可能爆发战争。

怎么说光绪帝的权力呢,以奏折处理来看,在戊戌政变以前,光绪帝对于重要的奏折及其所做的决定,须在当天将奏折原件呈送慈禧太后处报告,算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也就是说光绪帝对于当时的政务拥有处理权,但慈禧太后有监督权。

按理说,打仗花钱天经地义。但问题是,晚清在相对和平的年代,军事开支同样居高不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军与太平天国的殊死较量尚未结束,由部分封建士大夫推动的洋务运动便悄然兴起。经过一番努力,各地先后营建起40多座兵工厂,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初具规模。然而,由于没有实行成本核算,无视市场规律,变革自强的好事成了烧钱的无底洞。据不完全统计,仅浙江机器局、金陵火药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山东机器局、江南制造局7家军工厂,总共投入资金就高达4200多万两!原来,办军工厂的消息刚一传出,垂涎三尺的各方利益集团便竞相安插党羽亲信。这些人疯狂鲸吞国家财富,宝贵的生产资金遭大量侵吞。加之洋务大臣们缺乏商业头脑,盲目购置设备,不但重复引进造成浪费,还时常被外商蒙骗。据统计,晚清从国外买入舰船不足百艘,竟花去白银2000万两,其间各种黑幕、丑闻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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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来说《鬼子来了》。尽管电影开始没一会儿,就有一把乌黑的手枪顶着马大三的脑门,但相对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来说,1944年的挂甲台似乎已走出战争的阴影,迎来了新的政治和谐,两种不同的文明大有联欢的趋势。电影没说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到挂甲台的,但从挂甲台大人和小孩的种种举动来看,村民对日本人的统治已有了心理认同。怕当汉奸,不是出于文化心理上的否定,而是对另一种隐蔽势力的恐惧。因为背上汉奸的恶名就有可能挨黑枪。实际上,整个挂甲台的村民都有异化成“汉奸”的趋势。八婶子之所以能拍着胸脯说“我行得正,坐得端,谁敢把我怎样?”就是对新秩序的一种心理认同。

2.再说说光绪帝亲政以后戊戌变法的作为。

晚清国力衰微,为筹措巨额战争费用,清朝政府耗尽了田赋、厘金、关税和盐税,最后只落得找洋人借钱的下场。其实,借款本无可厚非,然而清政府并没有将之真正用于富国强兵,而是肆意挥霍。甲午海战前,为建设海军筹借的600万两白银,竟然被慈禧太后挪用了其中的436.5万两以修建皇家园林。结果,因经费不足,中方订购的2艘英制巡洋舰被日本买去。这2艘改名为“吉野”号和“浪速”号的新锐战舰,后来成为甲午海战中重创北洋水师的主力。

除了慈禧太后自己热衷于生日大典外,她手下大官僚们也在全力准备。在光绪帝老师——翁同龢的日记里,没有哪怕是一丝前线战事的记载。作为军机大臣,他应该十分关注中日战事才是,但是在翁同龢眼里,这场战争似乎并不能和老佛爷的生日相比?

那么拧着一把乌黑手枪,自称是“我”的人是谁?显然是一股抗日武装力量。但这个片子里,“我”却象征着挑战新秩序的隐蔽势力;象征外部不确定的但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威;象征生存环境中不稳定的因素;象征命运翻云覆雨的无常鬼;象征内心与生俱来的莫名的对黑暗的恐惧。居然是由于“我”的闯入,才打破了挂甲台村民相对平稳的生活。以这个角度切入故事,姜文真称得上是个鬼才!

今天国人说起戊戌变法,基本上大概印象莫过于光绪帝为了强国,主张变法学习西方列强,并且广开言路,不拘一格的重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爱国书生,简直是一派明君作风。(来自宋安之独家原创)如果不是慈禧太后最后发动政变废除了戊戌变法,那么说不定光绪帝真的是有一番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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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慈禧和满清官僚们多是成熟、老练的政治家,为何在战争进行之时,为一场生日庆典大花力气?


其实戊戌变法美好表面的背后并非是那么美好,甚至有一些可笑。因为戊戌变法的内容多是华而不实,虽然很多新政长远来看是对的,但很明显不符合当时的国情。

晚清前期,中央政府大权在握,对全国税赋和军费的控制、调拨也比较有力。但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中央财政开始失控。每次军费吃紧,都迫使其向地方下放财权,由各省就地筹款,相互协拨。到头来,“国税”越来越少,清政府的财政基础被逐渐削弱,中央集权体制发生动摇。随着旧有的协拨军饷制度崩盘,清廷开始削减腐败无能的经制兵(清朝法定国防军,包括八旗和绿营两部分)。然“国不可一日无兵”,八旗、绿营土崩瓦解之际,各地开始自筹军费,招募营勇,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由此兴起。为遏制地方权力恶性膨胀,清政府也曾多次试图收回财政大权,但都没有成功。相反,各省封疆大吏们继续拼命抓权。例如,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后,就以整顿军需为名,将原由朝廷直辖的粮台(清朝负责管理军粮转运的官署)转归自己治下。随着财权下移,地方军事势力开始迅速扩张。

实际上,这场生日庆典有着旁人所不知道的政治动因。

清末民初,世界才刚刚由冷兵器向热兵器时代转变,当时无论多先进的武器,都可以被中国的“地大物博”解化掉。换句话说,只要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不慌不乱,就可以把任何武器先进的侵略者赶出国门。

比如说在哪个西方列强殖民化,土地越来越重要的时代。维新派中康有为面对变法经费不足的问题,竟然想把西藏卖与英国。谭嗣同的想法也是想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国。简直是可笑至极。

这种“脑体倒挂”的结果,最终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显现。1900年,清室向全国发布动员令,然而,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地方大员,却与列强达成协议,公然拒绝参战,史称“东南互保”。大臣不听皇帝之命,这在之前的清朝历史上是很难想象的,皇室没能重掌军费控制权,反而削弱了各省督抚对新军的控制。辛亥革命爆发后,25万新军中竟有三分之一倒戈,晚清丧钟已然敲响。

首先,慈禧本想在六十大寿后,还政于光绪,自己在颐和园颐养天年。虽然她并不情愿这么做,但是形势所逼,慈禧也不得不这么做。这次帝国最高权力的交结,在广大臣工眼里自然比与一个海东小国作战重要。

可实际情况却是整个民族一触即溃,从1840年以来,一败再败,败了一百年。为什么会这样?五四前贤总结说,是因为中国人只有家的概念,没有国的概念。这个概括很精辟。在五四之前,中国人的确没有国的概念。那么国是谁的呢?是皇帝的,是朝廷的,是皇帝那些大臣们的。跟普通老百姓半点关系都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老儿也不希望普通老百姓把国家看作他们的。如果谁胆敢把国家看作自己的,那就犯了杀头的死罪。士卒之所以当兵,全冲着军饷和可供饱肚的粮食去的,拒敌则属无奈之举。

3.所谓的广开言路只是吸引了一群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不切实际的书生来进言新政罢了。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这次六十大寿是满清帝国一次虚张声势的行动。满清是个专制国家,靠的就是权势来压服万民,而这次六十大寿就是向广大民众显示权力的行动。如果因战争,中途停止这次活动,广大臣民就会轻视清政府,认为满清已经强势不再,从而激发反抗之心。所以慈禧的六十大寿已经不能停止,如果停止清政府甚至有可能崩溃、崩盘。

从某种意义上说,单个人是形成不了文明的。文明首先是对群体生活的妥协,文明是为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老百姓虽然没有国的概念,但并不意味他们就是野蛮的散兵游勇。因为他们有村庄概念,或者说家族概念。一个家族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国。中国老百姓的文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是围绕家族建立的。家族利益最大化,正是家族文明所努力的方向。而在皇帝那里,有另外一套文明,以维系帝国的运转。在这套帝国文明体系中,除了皇帝、后宫和文武大臣,还包括部分“食人之禄,忠

还有户部候补主事闵荷生就在条陈中提出了一个很奇葩的建议:即在清朝龙兴之地东三省铁路沿线种树。他认为:“东三省乃京师之根本,俄人经营铁路,心不可问”,由此密令东三省诸大员,以“清界限保护铁路为名”,在沿线的官地上种植易于生长的树木,“一旦有事,可藉以为火攻”。这招火攻铁路也的确太幼稚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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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事”的士卒税吏。

而这种不切实际的新政,使地方实力派官员对于变法新政也是阳奉阴违,这样就形成了朝廷上年轻的皇帝与一群年轻的书生热火朝天的议论国事,出台了很多新政下发到地方,而地方实力派多是阳奉阴违的诡异局面。不幸中的万幸是随之而来的戊戌政变使这场闹剧收场,也使没有完成的戊戌变法在大众心中留下一个比较美好的印象。

所以,慈禧的六十大寿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而这个任务最终影响了战争的结局。

五四先贤虽然极想将国家的概念灌输给民众,无奈民众的接受能力有限,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将国和家统一起来。更何况,还没从国家分享权益,就要老百姓为国家卖命,这道理是说不通的。

通过戊戌变法中光绪帝的作为来看,这位年轻皇帝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施政经验,也并非康熙雍正那种天生的治国强人,所以如果慈禧太后真的将实权交给光绪帝的话,光绪帝所谓大刀阔斧改革下,垂垂老矣的清朝经不起几番折腾更有可能早几年亡国的。所以说慈禧太后将实权交给光绪帝还真不是一件好事,别想的那么好。

当日军攻占辽东,逼近北京,慈禧的祝寿活动仍在继续,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极端的讽刺。随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慈禧太后再也没脸搞大的排场,最终只能在慈宁宫黯然地度过自己六十岁的生日。

鬼子就是在中国广大民众还没将家与国统一起来的时候入侵的。一个七千万人口的岛国,竟敢攻打一个四亿人口的大国,看起来是丧心病狂,其实不然。因为这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入侵。日本七千万人都在一个文明体系内。而对于新生的民国来说,它的文明体系中只有一些各挟私心的政客官吏和各怀鬼胎的军队。就算他们真心抗日,充其量也不过是几百万。以几百万对付几千万,民国政府何以不败?而政府一旦败退,一个几千万人口的文明体系要摧毁中国大地上无数个以村庄为单位而形成的几百上千人的文明体系,还不摧枯拉朽,如大象辗死蚂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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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将生日寿诞看得比战争还重要时,这个王朝就已经穷途末路。因为他们并不是代表国民的国家,而是少数既得利益阶层攫取利益的工具。在面对外来冲击时,自然是会失败的,是祸国殃民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战争将人分裂成两具面孔:对自己文明体系内的人讲人性,对被侵略文明体系的人讲兽性。兽性遵循的就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所以对弱者而言,所谓的战争哲学其实就是生存哲学。既然根本打不过,那么如何在强者的魔爪下存活下来,就是最大的智慧。这时作为观众,如果你希望挂甲台的村民身上凸显出什么正义、勇敢、忠诚之类的品质,只能说明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是别有用心。很多观众以为姜文拍这部片子,是要批判中国人愚昧、自私、麻木的劣根性,其实不尽然,这部片子更想还原战争的本来面貌,还原战争中各类人物的真实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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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在挂甲台修起高高的碉堡,村庄任何一户人家都在碉堡的射程内。这只是一种含而不发的权威,表示这块地盘换了主人。另一方面,又是“和平演变”的军乐、糖果和笑脸。只有那些不顾大局的捣蛋士兵,才会趁长官不注意,抢夺村民饲养的肥鸡。

要说,日方在挂甲台的策略,应该是最好的侵略手段:不战而屈人之“村”,乃是上上之策,如果日方只对民国政府用战争手段,对中国无数村庄用政治手腕,那么中国说不定就亡掉了,就像宋末、明末一样。因为对那时的中国老百姓或者说对挂甲台的村民而言,鬼子来了,只意味缴税纳粮的对象换了,而挂甲台内部的文明体系并没有被直接破坏。在悬殊的实力面前,挂甲台不去宣战,而是选择一种政治手段挽救村庄,虽然对整个中国来说,这是昏招,对单个村庄来说却是明智之举。

于日方而言,在民国政府没有被彻底打败之前,用政治手段来对付无数的中国村庄,绝对是一条取胜之道。万幸的是,日本人并没有看清这点,他们太骄横自大了。所到之处,实行的是“三光”政策,很少不动刀枪兵火的,还动不动就强奸村庄里的花姑娘。而强奸,在家族文明中是比杀人更不可赦的罪恶。无数家族文明体系被摧毁了,无数老百姓便加人到了报仇雪恨的洪流之中。进步人士所倡导的“抗日救亡”这时才算走进寻常百姓的心灵。

前后判若两人的马大三,如果你只用“懦弱、无能、自私”概括他的性格,显然是不公平的。即便村庄遭屠,他心爱的小鱼儿仍在,而且还怀了他的孩子。如果他真自私,肯定会忍气吞声,独自苟且偷生了,可他没有。他怒不可遏地冲进敌营,是因为他赖以生存的文明体系被摧毁了。既然他是这个体系的一分子,自会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说到底,这场灾祸跟他有脱不了的干系,他既有报仇的勇气,也有雪恨的义务!但你不能因为他没去为南京三千万被屠杀的居民报仇雪恨,而骂他麻木、懦弱、愚昧。国家教育没能让他把南京纳入自己的文明体系之内。这责任不在他,而在当时的政府。


影片也可以叫《杀死那个日本鬼子》,因为整个剧情几乎都是围绕如何把鬼子杀掉展开的。但最后,要杀的鬼子还是没杀掉,马大三反而被鬼子花屋小三郎杀掉了。这看似荒诞,其实不然,因为它很符合战争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逻辑转换。

鬼子杀不掉的主要原因,还是弱势文明不想贸然挑战强势文明,尽管外界打得势同水火,但挂甲台却ー片平和。怎么杀掉鬼子?电影里用的是抓阄的方法,谁抓住了谁去杀。除了抓阄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全村一户派一人,将鬼子乱刀砍死。但这样一来,只要事情败露,就等于宣战,全村人都会性命不保。所以电影里才会只选一人,负起杀鬼子的全部责任。但似和非和的环境,容易滋生忍辱偷生之心,很难诞生铤而走险的英雄。所以鬼子无论怎么杀,都杀不死。至包括砍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一刀刘亲自前来,也不敢动小鬼子一根汗毛。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当一刀刘在澡堂子里吟唱这诗时,大有一副当世英雄舍我其谁的味道。可其实,他算什么英雄?杀了一辈子人,跟杀一辈子鸡没区别。他那杀人叫体制内杀人,没有一次是凭自己的意志。他的作用其实就是一把刀的作用。

挂甲台的村民不敢杀鬼子还有一个原因,那是心灵被村庄古老文明浸润已深。为了保持村庄内部的平稳,避免残暴械斗的发生,村庄文明往往会借助神鬼和因果报应之类的迷信来剔除村民身上的兽性。这种迷信显然已渗透到了村民的血脉,要不然小寡妇鱼儿也不会这么害怕杀了鬼子自己就会生鬼娃。而这种迷信文明,虽然有助于内部的和谐建设,但外敌当前,必然会影响战斗力。

只有当赖以生存的村庄文明被彻底摧毁,马大三才神鬼无忌,无法无天。可这时日本人却投降了。日本人投降意味岛国的文明体系被催毁,有整个中国在后面撑腰的马大三一时变成强势,这时要杀花屋小三郎,按说易如反掌,可结果还是很难。为什么?因为整个世界已由战争格局转向了政治格局。就是说,文明秩序又回来了,杀人不再按丛林法则,而要遵循文明制度。日本的文明体系虽然被摧毁,但由于他们及时投降,便将自己纳人到了全球暂时的文明体系中,或者说纳入到了美苏英等超级大国暂时的政治体系中。

如果按中国的法律,凡杀过中国人的日本鬼子,都可以判极刑。鲁莽的马大三提前对几个日本屠夫执行“刀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中国的文明体系在全球的文明体系中又属弱势,只能遵循全球的文明体系,才会在当时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尽可能不吃亏。所以由台湾主持人吴大维扮演的民国军官尽管说话的腔调滑稽可笑,可他的行事原则却是对的。马大三要杀花屋小三郎,要杀日本小队长,只能走起诉这条路,用状子列举花屋小三郎和日本小队长种种罄竹难书的罪恶。可对于大字不识几个的马大三来说,这也太荒谬了!何况马大三一腔愤怒已达沸点,不去砍翻几个日本鬼子,他会爆炸的。结果他虽然没杀掉花屋小三郎和日本小队长,但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随着自己的头颅落地,马大三终于与他的父老乡亲,与他赖以生存的村庄文明重新融为一体,他如释重负,含笑九泉,不再有良心和道德上的任何内疚。对头脑简单的村民马大三来说,他脸上最后的那一抹笑意大致就是这些内容。但无数观众甚至包括导演本人,对这抹笑都寄予了更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这抹笑,仿佛是对整个荒谬战争和黑白颠倒的当局进行无情鞭挞和嘲讽的一个符号。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电影中第一个镜头,就是马大三和鱼儿做爱的那个桥段。这个镜头除了想一下子抓住观众的心外,还有别的意义吗?我看至少还有两个。一是用鱼水之欢来凸显战争下挂甲台相对的和平,二是这个情节类似于“赋比兴”修辞格中的“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以引出姜文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和情感。那么姜文想表达什么?

做爱的过程中,马大三要看鱼儿的身子,按说做都做了,看看又有什么要紧?可鱼儿却坚决不从。鱼儿的“不从”直指我们这个民族遮遮掩掩、含蓄得近乎虚伪的文化。好!你不从是吧?那就等着瞧,从现在开始我要借这个电影把整个民族的“衣服”都脱光!很显然,姜文成功了。有股子狼劲的姜文把战争中民族的真实面貌和灵魂全曝光在他的黑白胶卷之下,看得人咂口结舌、触目惊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日题材的片子,我们拍得太多了,但千篇一律。在党的领导下,军民团结,上下一心,各献其智,各逞其能,男女老少,个个英豪,把日本鬼子打得哭爹喊娘,溃不成军。以致日本右翼势力现在看了这些片子都说:“看看,中国当时全民皆兵,那我们杀他们几个平民,也在所难免。”事实上,我们全民皆兵了吗?如果我们全民皆兵了,那么几百万伪军汉奸是从哪里来的?

接下来拍的《红河谷》《紫日》《黄河绝恋》《南京!南京!》等,则是人为地、近乎矫情地挖掘战争中人性的善良和闪光,这些影片虽然好看,但明显违背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战争的总规律就是将人变成兽,绝无可能将兽变成人。怀揣天皇的投降令,日本小队长为什么还要对挂甲台进行屠杀?那既是不甘心两种文明体系强弱的瞬息转换,又是兽性在纳入人性轨道之前的一次大放纵。小队长也许把中国驴子“强奸”日本马、五舅姥爷和八婶子唱小曲、醉酒村民拍着他的肩膀进行规劝等等行为都当作了挑衅,当作两种文明体系强弱骤然转换后的种种表象,他内心实在无法接受,才会骤然大开杀戒。这种心理刻画非常真实。相对来说,《南京!南京!》中的角川正雄这个角色则完全是伪文学青年笔下出来的人物,一点也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就算在残酷的战争中真有“兽”涅槃成“人”,但把这个硕果仅存的“人”来当作人类天生反战的标本,也实在太牵强附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明就是一套枷锁,把人的兽性给囚禁了。但由此否认人类兽性的一面,那么否认者迟早会吃大亏的。真实的情况是人类爱和平,也爱战争。李泽厚先生就说,暴力(战争)是文明社会的接生婆。这意味什么?意味暴力的永久性存在!意味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直接占领别人的文明成果,是快速提升本民族文明化程度的最佳途径。人类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如果能用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代价占领全球,那么任何个民族都会倾巢出动。大家之所以都宣称热爱和平,是因为没有哪个民族有必胜的把握,并且能避免“杀人一千,自损八百”的互耗局面。出于政治策略,一个民族宣扬本族只爱和平,这没有什么不对,但绝对不能让本民族人们在内心里把这话当真理信奉,要不然当战争来临时,自认是“素食动物”的民族根本不堪担负救亡的重任。

《鬼子来了》将战争中的真实灵魂曝光,并不是要搞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换了任何别的民族,其表现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要不然,纳粹党屠杀犹太人也不会像杀鸡一祥顺当,连一点反抗都没有。如果硬要说这是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那么《鬼子来了》只用一个镜头,就把日本人的劣根性贬到了最低点。

那个镜头是当马大三要去战俘营报仇时,两个日本女人从暗处溜到他身边,像捞一根救命稻草般对他说:“大哥,带我们回家吧,我的给你做媳妇,她的给你做妹妹。”这种不顾廉耻要下嫁“支那猪”的行为,哪还有半点大和民族战败前不可一世的范儿?说到底,当本民族的文明体系被彻底摧毁后,个体的人其实就跟一根折断的芦苇差不多,别渴望他还有多少尊严可言。随后马大三拿着斧子独闯战俘营,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前几天还嚣张至极的日本官兵现在只顾仓皇逃命,大和民族文明体系中的武士道精神再也彰显不出它无边的法力了。

与其说《鬼子来了》是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还不如说是对民族文化的认真审视。挂甲台的村民之所以能够让花屋小三郎有吃有喝地存活半年,完全是迫于外界压力的无奈之举,对小鬼子没有寸功可言。可因为麻烦实在无法解决,花屋小三郎略施小计,挂甲台的村民就自欺欺人地顺竿子爬,真以为自己对花屋小三郎有情有义,“洪恩浩荡”。这典型是掩耳盗铃式的鸵鸟哲学。结果联欢只是虚假的盛况,全村被屠才是真实的逻辑。

之前我还读到一个学者引用恰达耶夫的那句名言来驳斥某些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业,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业,那就是爱真理。不是经过祖国,而是经过真理才能走上通往天国之路。”这话固然没错,但在目前,为世界人们所首肯的全球文明体系还没出现之前,我奉劝大家最好还是站在自己的文明体系中说话。爱祖国和爱真理并不相悖,即使你所处的文明体系有些事情偏离了真理的轨道,你也只能死谏力争,或者深入其中,拨乱反正,除腐植新。就算有一天你在与民族文明的邪恶势力相斗争的过程牺牲了,这依然是你不可逃脱的命运,你的死绝对有益于民族文明的进化。但如果你的大才不用在本民族的文明体系内,那么即使你爱了“真理”,也只能做天国里的孤魂野鬼。

人类存在的最大真理是什么?就是利益的争斗。现有文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将“利益争斗”控制在大家互相可以忍受的范畴之内,尽量避免出现战争中那种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人口膨胀,资源有限,欲望无穷,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人文关怀”“人道主义”绝不可能成为人类的终极目标,而只是文明的一种小手段而已,无非是要将人类的贪欲降到最低。这种善意的培植既可以减少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也可以阻延战争的爆发,保持现有的利益格局,降低强者对战争来时性命不保的担忧。说到底,“人文关怀”其实并不是单方面的善心大发,“人道主义”也是站在自身和全人类的私利之上。世界和谐了,人类和平了,个体的人才不会大批大批死于非命。

全球肯定有共同价值存在,但共同价值的存在并不是要我们抛弃本民族的文明体系,一跃冲天,站在所谓“全人类的高度”。现阶段我们只能将共同价值移植到本民族的文明体系中,一方面改造我们的文明体系中不利于民族进步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共同价值也可以使各民族的文明体系逐渐趋同。只有各民族的文明体系逐渐趋同,不断缩小不同文明的强弱差距,降低战争爆发的系数,全球文明体系才有可能真正形成。共同价值只有立足在坚实的大地上,才有可能生根开花!在本民族文明还相当弱势的情况下,贸然用所谓的共同价值与强势文明大谈融合,只能导致本民族文明的消亡和利益的彻底丧失。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教训不可谓不深。

七十年前,我们败在国家文明体系不能与家族文明体系融为一体,被小小的日本各个击破。现在中国是很富裕了,但只用钞票是打不了胜仗的,一旦有大规模的战事发生,还得依靠广大民众和拧成一股绳的民心。如何将民心拧成一股绳?我看只有让民众把国家当自个儿的。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应该停留在口号上,而应该鼓励民众积极去参政议政。只有这样,才能让广大民众自觉把自己当作国家文明体系的一分子,这样纵然有外敌入侵,也不用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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