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齐故城遗址考古第贰遍发掘北宋铜镜作坊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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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2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8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10讲在考古研究所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做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手工业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以临淄齐故城汉代铜镜铸造业考古为例》。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室主任洪石主持,来自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师生等参加。讲座内容主要分为六个部分。

2018年10月31日下午,“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18年第6讲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研究员应邀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做了题为“手工业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以临淄齐故城汉代铜镜铸造业考古为例”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朱海仁院长主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全体业务人员及部分文博单位同行、高校师生聆听了讲座。


中国古代铜镜的制作和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并对整个东亚古代铜镜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古代铜镜的研究历来为金石学家所关注,更为近代考古学家所关注。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中国古代铜镜进入到第一个发展高峰时期,铜镜不仅广为使用、制作精良、镜背花纹及其装饰丰富多样,而且渡过大海东传到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等地,直接影响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地古代铜镜的制作和使用,成为当时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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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近土堆,看到旁边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内,里面有深浅不一的数个土坑,随着一些人员的挖土,不时有瓦片裸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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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汉代铜镜出土量非常之大,相关研究成果累累,但是,由于过去铜镜铸范等与铜镜铸造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很少发现,因而对铜镜铸造技术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更难以确定铜镜的产地。自1997年以来,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内不断有汉代铜镜铸范出土,这对研究汉代铜镜的铸造技术及产地等问题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临淄齐国故城镜范的出土,引起了中国考古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由此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4年~2006年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主持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奈良县国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合作开展了“临淄齐国故城出土镜范的考古学研究”,并于2007年1月出版了研究报告《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该报告通过对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汉代镜范的多层次、多视点的考古观察和分析,最大限度地究明其类型、特征、年代、制作技术、使用方法等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汉代临淄的铜镜铸造技术和铜镜的生产,进而对汉代铜镜的生产和流通进行了考察,并由此出发对汉代铜镜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使汉代铜镜研究,尤其是铜镜的制造和生产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二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及东亚古代铜镜制作技术、生产、传播和流通的研究,深化对汉代齐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为有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持,2007年2月9日至11日,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召开了“齐都临淄与汉代铜镜铸造业国际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淄博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临淄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临淄区文物管理局承办。出席这会议的有中国学者50余人、日本学者12人、韩国学者6人,计中外学者80余人。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还观摩了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汉代镜范,实地考察了临淄齐国故城铸镜作坊遗址。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文化报等中央与地方10多家新闻媒体到会采访报导。研讨会开幕式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同修主持,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区长毕荣青代表会议主办单位致欢迎词,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谢治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等先后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作了题为《关于齐都临淄汉代铸镜业研究的若干问题》的主题报告。刘庆柱在讲话中指出,西汉时期的政治首都是长安城,而作为经济中心则应该是齐国的都城临淄,它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有着最为发达的手工业。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研究,对山东半岛,对整个中国乃至海东地区包括日本和朝韩半岛的文化交流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白云翔在主题报告中,简要回顾了汉代临淄铸镜业研究的学术背景及其研究历程,进而根据汉代临淄的历史与考古发现情况,阐述了汉代临淄铜镜生产的年代、产品类型及其地方特色,铜镜制造技术及其水平,并对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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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起眼的大坑,就是铜镜铸造作坊遗址之一。

主讲人 白云翔研究员

讲座回顾

开幕式后,学者们就汉代临淄的铜镜制作技术、铜镜生产,中国汉代铜镜,日本和韩国的铜镜等进行了学术研讨。研讨会分上、下两场进行,分别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孔祥星、高崇文、菅谷文则、横田胜、李阳洙、安京淑等主持。研讨会上,中国学者何堂坤、吴小红、韩国河、程林泉、魏成敏,日本学者後滕直、田贺井笃平、比佐阳一郞、三船温尚和韩国学者李阳洙等作大会发言,另有中国学者白云翔、张从军和日本学者广川守、宫原晋一、清水康二等提交了书面发言。研讨的重点是汉代临淄铜镜的铸造技术、生产管理和流通等问题,同时也涉及了周边乃至东亚地区汉代铜镜的发现和研究,为研究汉代临淄的铸镜问题提供了更大的思考空间。学术研讨既有传统考古学的研究,也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显示出多学科合作的突出特征。三
与会中外学者通过研讨,对临淄齐国故城铸镜作坊址的参观和出土镜范的实际观摩考察,进一步加深了对汉代临淄铸镜业的认识,得出了临淄为汉代重要的铜镜生产基地、是汉代铜镜制造中心之一的结论。1、临淄齐国故城内铸镜遗存的年代,主要为西汉前期和中期,早者可早到西汉初年,晚者可能会晚到西汉后期,但不会晚至东汉时期。其产品,主要有各种蟠螭纹镜、四乳弦纹镜、四乳龙纹镜、四乳草叶纹镜、博局草叶纹镜等五类,其中尤以草叶纹镜颇具特色。2、汉代临淄铜镜制造采用的是陶质双合范技术;制作镜范使用的原材料是当地一种含有较多粘土的细颗粒黄土并羼入稻壳灰;镜范还经过还原窑进行烘烤和焙烧。3、就全国范围来说,迄今汉代铸镜作坊址经调查并能确认者,临淄齐国故城属于首次,也惟有临淄;汉代镜范的发现,临淄齐国故城属于首次,也惟有临淄,并且发现数量大;铜镜产品类型多样,铜镜生产时间长;迄今经调查并确认的铸镜作坊址已有石佛堂、苏家庙和阚家寨等3处,集中分布在齐国故城之大城的中北部一带,显示出汉代临淄铜镜生产规模之大。这就首次从考古学上证明了临淄是汉代一个重要的铜镜生产基地,是汉代铜镜制造中心之一。4、临淄齐国故城内汉代镜范、铸镜作坊址的调查、研究及其取得的成果,作为我国乃至东亚古代铸镜技术研究的重大突破,将极大地推进中国乃至东亚古代铜镜的研究;作为汉代手工业生产及其技术研究的新进展,对于汉代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将为汉代各地区间人群移动、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乃至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和信息;为临淄齐国故城科学价值的挖掘、研究和宣传注入新的活力,为临淄齐国故城的科学保护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通过学术研讨,与会学者除了取得上述共识之外,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关于汉代临淄铸镜业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属于民营,但也有学者认为属于官营;在铸造工艺技术问题上,中国学者大多持一件镜范一般只使用一次的“一范铸一镜”说,但日本学者大多持一件镜范可以多次反复使用的“一范铸多镜”说;关于制作镜范的原材料,还存在着“石料”制成、或者临淄镜范不排除配入高硅粘土的可能性等不同认识。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还有待于更多的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但无论如何,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铸镜遗存的研究及其成果,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汉代制镜技术的认识,无论对于中国古代铜镜制作和生产的研究,还是对于深化东亚古代制镜技术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认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四
研讨会期间,与会学者在对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铸镜遗存进行研讨的同时,还在更大的范围上对汉代铜镜制作技术进行了讨论。
有学者对全国出土的草叶纹镜做了综合研究。认为此类镜出现于西汉初期,繁荣于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渐趋衰落,王莽以后彻底消亡,流行时间较短。西汉早期,以有铭和无铭四乳八草叶纹镜为主,另有无铭四乳四草叶纹镜,麦穗形草叶有单层和双层两种,花叶纹有的枝尖有花苞,有的无花苞,尚不见中期比较流行的博局草叶纹镜和四乳四螭草叶纹镜。西汉中期,早期流行的镜类依然占据主流,但博局纹与草叶纹开始组合,出现了有铭文和无铭文的博局草叶纹镜,此类铜镜主要集中于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带。西汉中期稍偏晚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四乳、四螭、博局纹和草叶纹相组合的铜镜。西汉中期偏晚以后,草叶纹铜镜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博局纹镜和星云纹镜。到了东汉时期虽然出现了变形四叶纹铜镜,但其纹饰形制以及布局与西汉时期的草叶纹镜已相去甚远。过去认为西安地区的草叶纹麦穗形草叶的发展是由单层向多层发展,花叶由枝尖无花苞向枝尖有花苞发展,铭文由两字向多字发展,现在由发掘品共出的陶器和铜钱来看,单层草叶纹和双层草叶纹西汉早期均有发现,无花苞和有花苞的花叶纹二者并存于西汉早期,沿续到西汉中期和晚期,它们之间尚不能找到发展演变脉络,其发展演变还有待进一步认识。草叶纹镜的出土地点有陕西、河南、山东、河北、浙江、安徽、上海、四川、广州、甘肃、辽宁等地。其中见诸报道的以陕西西安最多,河南洛阳和山东次之。各地草叶纹镜形制比较近似,但又各具特点。
河南与山东相距较近,所出铜镜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有学者通过对河南中小型汉墓出土铜镜的数量统计发现,河南省内铜镜分布重心存在差异,并认为这种差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直接反映。同时,作者还把河南与山东地区的铜镜进行了比较,认为山东地区出土的汉镜主流与全国一致,表现出较强的统一性,但胶东地区、鲁北地区、临沂地区、鲁西南地区又各有差异,显示出不同的文化传统,这种差异性很可能与铜镜产地的不同有关,胶东鲁北、临沂和鲁西南三个地区有可能各有自己的铜镜制造地。有的镜类,如草叶纹镜、四螭纹镜,山东比河南更丰富,这说明山东拥有自己的铸镜中心,因而也显示出一定的地方特色。研讨会上,日本和韩国学者还各自介绍了本国出土的铜镜,以及有关镜范和铜镜铸造技术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研讨会的内容。五
这次研讨会虽然时间不长,但主题突出,内容充实,学术研讨可以说是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物及人,取得了丰硕成果。所谓由点到面,即由临淄一地出土的镜范,带动了全国乃到东亚地区铜镜的研究;由表及里,即由过去对出土器物的表象观察推进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其结构、配比、成分以及烧成温度等微观世界,使研究成果更加科学真实,从而为复原汉代铸镜技术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由物及人,即由镜范的研究,深入到汉代手工业、汉代社会及文化交流的研究。总之,这是汉代物质文化研究和社会生产研究的一个突破。由此,也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就汉代铜镜而言,作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物质载体,其研究不仅重要,而且必须有科学的思路和方法。汉代铜镜,在时间上,表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变化,不断推陈出新,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空间上,既表现出强烈的统一性,又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性。汉代铜镜的统一性,主要是当时政治统一、思想文化统一的结果和反映;而其地域性,既与各地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尚有关,但更主要和更直接的是与当时铜镜的生产和流通相关。因此,从考古上考察汉代铜镜的统一性和地域性,最根本的是铜镜产地的寻找及其生产年代和产品类型的确认。如果根据汉代墓葬资料考察铜镜的统一性和地域性,则必须坚持“共时性”原则,不能把上下四百年的资料混为一谈。
就汉代考古而言,由于有丰富的文献记载,相对于史前考古学而言,具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是必须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其二,是主要任务和研究重点发生转移,即转移到物质文化的研究、精神文化的物化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实证化研究。关于汉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历史文献记载相当丰富,但对当时的社会生产记载却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对当时的各种手工业生产进行研究,就成为考古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实际上,以研究各个时代各种手工业生产的原料、生产工具与设施、生产技术、生产过程、生产经营方式及其产品的传播和流通为主要内涵的“产业考古学”,不仅是整个近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而且对于考古学基本任务和最终目标的实现、对于人类历史的揭示及其发展规律的探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你看,这个长长的土坑,可能是过去铜镜冶炼存放各种原料的地方;这个大点的圆坑,里面挖出来不少残瓦、陶片,还有范(模具)的残片等,应该是个垃圾坑。”现场一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员告诉记者,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这里是一个铜镜冶铸作坊的遗址,但这是民间作坊还是朝廷管理的作坊还不能确定。

第一部分:手工业考古的提出及其要义

讲座内容分六部分。白云翔研究员首先介绍了手工业考古的提出及要义,包括定义、年代、分类、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随后,白云翔研究员集中阐述了汉代铜镜铸造业的考古研究,介绍其研究意义及背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具体以临淄齐故城汉代铜镜铸造业考古为例,详细地介绍其考古研究历程及初步认识。最后总结了目前汉代临淄铸镜业手工业考古研究的进展与问题,以及对手工业考古的思考与期待。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执行领队杨勇说,从2011年至今,通过3年的“齐故城冶铸考古”发掘,他们除了发现了大量的灰坑、房址、道路和水井等遗迹外,最重要的收获是这处秦汉时期铜镜铸造作坊遗址。从出土种类繁多的镜范来看,部分镜背范的纹饰较为清晰,主要有蟠螭纹、龙纹、草叶纹、连弧纹、四乳弦纹等,大多为秦至西汉时期铜镜上常见之纹饰。

考古学是根据实物资料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而考古学研究的文化遗物大都是手工业的产品。因此考古学的性质、任务和目的决定了手工业考古是其基本任务之一。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是古代社会两大生产领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则是古代三大社会经济部门。因此,手工业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古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都离不开手工业及其产品;手工业及其产品不仅是物质文明最重要的直接体现,而且与精神文明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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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外古代铜镜铸造作坊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这一发现不仅证明了临淄是秦汉时期的铜镜铸造中心之一,而且为研究当时的铜镜铸造工艺技术及铜镜产地和流通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是秦汉时期乃至整个古代铜镜铸造业及铸造技术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同时,当今提出并倡导手工业考古,对于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文化遗产事业,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什么是手工业考古?

而对冶炼遗物的样品分析发现有矿石、炉渣、少量残铁器、耐火材料等。这些遗物均为生铁冶炼的遗物,但因冶炼技术原因或者原料问题,在冶炼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积铁渣。而对另一处坑内的细砂检测发现包含了18种成分,而作为比对的古河沙中只有12种成分,铸坑砂中多出来的元素,可能来自熔炼或铸造过程中损失掉的那部分元素。

手工业考古(Archaeology of Traditional
Industry)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指近代工业革命前各种加工制造业和矿业等传统工业的考古学研究。研究的年代上限为人类文化的产生,下限一般以公元18世纪欧洲近代工业革命发生为界,但各国略有不同。根据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情况,下限暂定在19世纪末。

白云翔研究员指出,手工业考古(Archaeology of Traditional
Industry)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指近代工业革命前各种加工制造业和矿业等传统工业的考古学研究。手工业考古研究的年代上限为人类文化的产生,下限一般以公元18世纪欧洲近代工业革命发生为界。在中国,下限暂定在19世纪末。

青铜冶铸业和铁器工业在当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两大支柱性产业,这两大产业在齐国规模盛大、技术成熟,更进一步证明了当时齐国的强大。(来源:鲁中网)

史前时代至近代工业革命之前的手工业,根据其生产内容,结合产品用途大致可分为25个大的门类,其中有些门类中又可分为若干小门类。包括石器工业、木器加工业、骨角蚌器加工业、陶瓷烧造业、青铜冶铸业、铁器工业、钱币铸造业、金银器加工业、漆器制造业、玻璃制造业、纺织业、皮革加工业、服装加工业、制盐业、酿造业、制糖业、制茶业、油料加工业、车船制造业、造纸业、印刷业、文具制造业、火药制造业、编织业、采矿业。上述门类有的互相密切联系,如青铜冶铸业、铁器工业等与采矿业,纺织业、皮革加工业与服装加工业等。各种手工业与其他产业也有密切联系,如酿造业、制糖业、制茶业、编织业等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车船制造业与交通运输、钱币铸造业与商业有着密切联系。古代的加工制造活动还有许多,如粮食加工、食品加工等,并且有的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的地域还具有一定的规模,如印染、豆腐加工等,但它们或者作为其他产业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或者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手工业,因此暂不将其列为手工业的一个门类。手工业的分类往往因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根据产品用途不同而划分出“兵器制造业”、“农具制造业”、“副食品加工业”等。

史前时代至近代工业革命之前的手工业,根据其生产内容,结合产品用途大致可分为石器工业、木器加工业、骨角蚌器加工业、陶瓷烧造业、采矿业等25个大的门类。研究内容包括10个方面:原材料研究、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研究、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研究、产品研究、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生产者研究、生产经营方式研究、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研究、社会经济研究、社会文化研究。关于手工业考古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强调考古学基本研究,即通过田野考古获取手工业遗迹、遗物和其他有关信息,运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等基本方法,对各种实物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和解释。另一方面强调多学科合作,包括与文献史学、现代科技分析、科技史、人类学等结合以及开展模拟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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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考古的研究内容可归纳为十个方面,包括原材料研究、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研究、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研究、产品研究、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生产者研究、生产经营方式研究、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研究、社会经济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等。

临淄齐故城汉代铜镜铸造业考古的历程与进展

关于手工业考古的研究方法,首先强调考古学基本研究,即通过田野考古获取手工业遗迹、遗物和其他有关信息,运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等基本方法,对各种实物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和解释。调查和发掘手工业作坊遗址,不仅可以发现和获取与手工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原材料、工具和设施、产品、半成品和废弃物,以及若干生产过程中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可以准确了解各种遗迹、遗物和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够据此比较准确地复原当时的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是认识手工业生产本身的关键。

第二至五部分展开介绍了临淄齐故城汉代铜镜铸造业的考古研究。

就手工业生产遗迹来说,主要是研究生产设施和生产活动遗迹,包括形态、结构、大小、建造材料、建造技术、功能、使用过程以及废弃过程的研究等。就手工业产品来说,主要是通过以遗物为研究对象,不仅关注产品本身,而更应该解读手工业生产全过程。

白云翔研究员介绍了汉代铜镜铸造业考古的意义与背景。他指出,铜镜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汉代铜镜铸造技术是当时青铜冶铸技术的代表,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门类。但是,铜镜铸造和生产相关的遗迹和遗物长期没有发现。汉代铜镜铸造工艺技术在总体上长期若明若暗,铜镜生产的研究也长期处于空白。因此,要科学地、实证性地解决汉代铜镜的制造过程、工艺技术、产地、经营、流通和传播等问题,关键在于铸镜遗迹和遗物的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尤其是铸镜作坊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有关手工业的文字、图像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简牍、碑刻、文书中有关生产者、生产机构、工艺技术、产品特性、产品流通和应用等手工业生产的内容,是研究手工业产品流通和应用、生产者、生产经营方式等问题的基本资料;画像石、画像砖、壁画等有关手工业生产图景的描绘也是重要资料,但要注意图像材料对现实的简化、夸张、缩小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是以镜范的收集整理和铸镜作坊址的考古发掘为基础,对汉代镜范以及其他铸镜遗物和铜镜进行多学科技术手段的分析,同时进行汉代陶范铸镜的模拟实验等。最后整合考古发现、科技分析和模拟实验获得的信息,进行汉代铸镜业的综合研究。

手工业考古特别强调多学科合作,包括与文献史学、现代科技分析、科技史、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结合等。手工业考古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可模拟考古技术探讨实物遗存的形态、结构、用途以及制作技术等,复原当时的生产和产品应用的场景,还能检验和修正研究结论。

讲座中,白云翔研究员回顾了临淄齐故城汉代铜镜铸造业考古的历程,以具体事例详细介绍了1998年以来从汉代镜范的发现到阚家寨铸镜作坊址的调查与发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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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白云翔研究员阐述了对汉代临淄铜镜铸造业的初步认识:

主持人 洪石副研究员

1.
工艺流程主要包括制范、浇铸、铸件加工等三个环节。铸镜采用陶质双合范技术,镜范的制作和使用是铸铜镜工艺的关键。

第二部分:汉代铜镜铸造业考古的意义与背景

2.
汉代临淄产铜镜主要有素面镜、蟠螭纹镜、四乳弦纹镜、四乳龙纹镜、四乳草叶纹镜、博局草叶纹镜、星云纹镜等,其中草叶纹镜颇具特色。产品以西汉前期为主,上限可到秦代或战国末年。产品具有独特的产地风格——“临淄风格”。

铜镜在东亚地区有近4000年的历史,与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铜镜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其铸造技术是中国乃至东亚古代青铜冶铸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及其以后在青铜工业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在中国,秦汉及其以后,铜镜铸造业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的手工业门类。

3.
“临淄风格”铜镜分布范围以临淄为中心,同时南至广西,西到关中,北达辽东半岛,可能还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应用社会阶层广泛,上至王侯,下至平民。

汉代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考古发现的汉代铜镜地域广阔、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不乏精品。铜镜是汉代居民广为使用的器具,是汉朝居民使用铜器中最多、最为常见的物品,历史文化内涵丰富,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两汉时期,铜镜已经成为重要的商品,其生产和流通成为当时经济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汉代铜镜铸造技术是当时青铜冶铸技术的代表,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门类。但是,铜镜铸造和生产相关的遗迹和遗物长期没有发现。尽管以科技手段检测铸镜的研究多有开展,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汉代铜镜铸造工艺技术在总体上长期若明若暗,铜镜生产的研究也长期处于空白。同时,铜镜的生产技术等内容在历史文件中仅有聊聊数语、语焉不详。因此,汉代铜镜的制造过程、工艺技术、产地、经营、流通和传播等问题,要科学地、实证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铸镜遗迹和遗物的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尤其是铸镜作坊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4.
产业布局及生产经营方式:西汉时期临淄城内的铸镜作坊主要分布在临淄城的“手工业园区”,且在“手工业园区”呈点状分布。作坊的性质应当属于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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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临淄是汉代铜镜制造中心之一,作坊集中,并且规模巨大。

讲座现场

手工业考古的思考与期待

第三部分: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讲座第六部分,白云翔研究员审视了汉代临淄铸镜业手工业考古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对照手工业考古研究的10个方面内容,白云翔研究员认为,1998年以来,他和诸位同行围绕汉代临淄铸镜业手工业考古课题坚守了20年,总体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部分研究内容仍有待进一步深入,一些新问题有待解决。

手工业考古往往是从研究产品入手,但铜镜铸造业从产品入手的研究之路几乎已走到尽头。最佳途径是从铸造铜镜的模具——镜范的收集和研究入手,将镜范与铜镜进行对比研究,同时开展铸镜作坊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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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齐故城汉代铸镜业考古研究的技术路线是,以镜范的收集整理和铸镜作坊址的考古发掘为基础,对汉代镜范以及其他铸镜遗物和铜镜进行多学科技术手段的分析,同时进行汉代陶范铸镜的模拟实验等。最后整合考古发现、科技分析和模拟实验获得的信息,进行汉代铸镜业的综合研究。

最后,白云翔研究员指出: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具有根本性意义。对汉代铸镜业乃至整个手工业考古研究来说,基于产品和基于生产遗迹和遗物考古工作和研究要并重,不同材料的研究结论需要有机整合。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需要更加重视,工作理念和方法有待细化和深化。手工业考古的要点主要有四方面,即资源、技术、产业、社会。资源是手工业的物质基础,技术是手工业生产的关键,产业是人利用技术将资源转化为产品的平台,这三者及其相互关系在人类文明或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总目标。

第四部分:临淄齐故城汉代铜镜铸造业考古的历程

讲座中,现场人员就古代手工业分类、相关手工业作坊遗存的发现、临淄汉代铜镜铸造业的时代下限等问题与白云翔研究员进行了交流互动。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临淄齐故城位于山东淄博临淄区齐都镇,是西周至战国时期齐国都城,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成为繁华大都市。秦时临淄城成为临淄郡的郡治。两汉时期,临淄城是齐郡郡治和汉代诸侯国齐国都城,城内设立有铁官、四市等,是当时“人众殷富,钜于长安”的东方中心城市。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探明了临淄齐国故城的形制、布局、结构和文化堆积状况,发现了大量东周至汉代的手工业遗存,为汉代临淄铸镜业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讲座内容经白云翔研究员审阅。关于讲座的详细内容,还可以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官方微信
撰文:林莉琼;摄影:郑立华;审核:易西兵;审定:朱海仁)

临淄齐故城汉代镜范的发现可以上溯到1941年,但长期未能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97年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临淄齐国故城内多次发现汉代镜范。2001年,当地博物馆收集到镜范残片8件,据称出自齐故城内的刘家寨村一带。2003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合作,在临淄齐故城开展了汉代铸镜作坊址专题考古调查,在石佛堂村东南一带采集到镜范残片8件,在苏家庙村西一带采集到镜范残片6件。2005年夏,阚家寨村南发现镜范残片等16件。2004~2006年,中日学者合作对齐国故城内发现的95件镜范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于2007年初出版《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2009年,日文版《镜范》出版。但上述镜范均为采集品或收集品,并不是铸镜作坊址的科学发掘出土品。

编辑:韩翰

在这个社会科学哲学创新工程的支持下,2011年秋对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和多种方法的勘探;,2012年秋,在阚家寨B区第II地点进行了试掘,发现铸镜作坊遗迹和遗物;
2013~2014年春,进行正式发掘。阚家寨铸镜作坊遗址清理出铸坑、水井、工棚遗迹、瓮棺葬等,以及其他铸造遗迹、遗物。阚家寨铸镜作坊址共出土镜范残块160余件。临淄齐故城内收集、发掘出土的镜范残件则共计240余件,包括镜背范97件、镜面范123件、残碎镜范2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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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第五部分:汉代临淄铜镜铸造业的初步认识

汉代临淄的铜镜铸造工艺流程主要包括制范、浇铸、铸件加工等三个环节。铸镜采用陶质双合范技术,镜范的制作和使用是铸铜镜工艺的关键。镜范外形呈弧边梯形。镜背范由浇道、排气道、型腔、分型面等构成。制作镜范使用的原材料是当地一种含有较多粘土的细颗粒黄土并羼入稻壳灰,镜范质感很轻,比重一般在1以下。制作镜范以“模制法”和“刻制法”并用。镜范成型后还需经过还原窑进行烘烤和焙烧,烧成温度为800~850度或以下,这一温度在方解石分解温度之上而又未达到烧结温度。合范浇铸时型腔表面还要涂刷一层涂料层。镜范可多次反复使用。镜范的大小、厚薄因铸件大小而异;镜背范一般厚于镜面范。镜背范厚2.5~8.4厘米;镜面范厚2~5厘米。

汉代临淄产铜镜主要有素面镜、蟠螭纹镜、四乳弦纹镜、四乳龙纹镜、四乳草叶纹镜、博局草叶纹镜、星云纹镜等镜类,其中草叶纹镜颇具特色。产品以西汉前期的为主,上限可到秦代或战国末年。产品具有独特的产地风格,可称之为“临淄风格”。最为常见、最有代表性的是四乳草叶纹镜,可分为单层草叶纹镜、叠层草叶纹镜、三叠层草叶纹镜、博局草叶纹镜等;常见铭文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见日之光长毋相忘”、“日有熹宜酒食长贵富乐毋事”等;总体特征表现为镜体大小厚薄适中,直径以汉尺的五寸~七寸为主,铸造精良,纹样结构简洁、紧凑,布局疏郎,草叶纹饰纹清秀、规整、线条流畅;铭文篆书、字体方正等。

通过比较各地出土的考古材料,可知汉代临淄产铜镜的分布范围以临淄为中心,同时南至广西,西到关中,北达辽东半岛,可能还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铜镜的使用者广泛分布于各个社会阶层,上至王侯,下至平民。

西汉临淄城内的铸镜作坊,已确认的有石佛堂、阚家寨、苏家庙等,集中分布在大城中北部的东西向古道路的南、北两侧。铸镜作坊址附近往往有同时期的铁器冶铸、钱币铸造和骨器加工等手工业遗存,说明当时的铜镜作坊主要分布在临淄城的“手工业园区”。临淄是汉代铜镜制造中心之一,作坊集中,并且规模巨大。

铜镜制造业是汉代临淄的重要产业,作坊的性质应为于民营,因为,历史文献中不见官营铸镜的记载。当然,考古发现的汉代铜镜中,有的镜铭有“尚方”字样,而尚方是两汉少府属官,是专门为皇室制作御用物品的官署,其生产的物品中包括铜镜,但属于专供生产,为数甚少。至于有的铜镜铭文中虽有“尚方”,但铜镜本身制作工艺较粗劣,或为尚方工官镜的“仿冒品”。

第六部分:手工业考古的审视与思考

手工业考古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十个方面。具体到汉代临淄铸镜业手工业考古,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有待解决的问题也甚多。主要表现在:原材料研究方面,镜范原材料初步解明,但铜镜原材料研究还要深入,型腔涂料层材料尚在研究之中;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方面,镜范研究比较深入,但熔炉、坩埚以及其他铸镜工具设备尚无实证材料据以研究;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研究方面,工艺技术初步解明,工艺流程尚处于推论复原阶段,需要进一步的模拟实验;产品研究已经比较全面、深入;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进展较大;而对生产者和生产经营方式的研究尚处于推论阶段,有待实证;对产业布局的研究有所进展;相关的社会经济研究已经起步,但难度大,对社会文化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对汉代铸镜业乃至整个手工业考古研究来说,基于产品和基于生产遗迹和遗物考古工作和研究要并重,不同材料的研究结论需要有机整合。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需要更加重视,工作理念和方法有待细化和深化。

就手工业考古来说,虽然门类众多,内容复杂,但要点主要有4个方面,即资源、技术、产业、社会。具体地说:资源是手工业的物质基础,技术是手工业生产的关键,产业是人利用技术将资源转化为产品的平台,这三者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在人类文明或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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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石副研究员为白云翔研究员颁发讲座聘书

讲座之后,演讲者和听众还就手工业考古理论、方法、铜镜的铸造和加工工艺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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