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都邑性聚落布局的人生观辅导理论——以陶寺遗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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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 聚落形态; 文明起源; Taosi site; settlement pattern; origin of
civilization;
陶寺遗址微观聚落形态和宏观聚落形态的考察表明陶寺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王者的雏形很可能已经出现,礼制初步形成,已进入了属于早期国家形态的邦国阶段。这一时期,文明社会初步形成。
The studying of the micro-pattern and macro-pattern settlements at Taosi
site shows that the society is seriously stratified,the embryonic kings
has possibly arisen,the ritual system has been initially formed,and the
early state has appeared,so the civilization has been initially formed
since then.

内容摘要:杨官寨遗址位于陕西省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四组东侧,面积80余万平方米,为关中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的超大型聚落,主要由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组成。据悉,偏洞室墓是庙底沟时期甚至史前时期首次发现的墓葬形制,杨官寨遗址墓葬和环壕的发现和发掘,为进一步探索庙底沟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填补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关研究的空白。在王炜林看来,伴随着遗址的进一步发掘,有望依据杨官寨遗址在关中地区的典型性,辨析庙底沟文化的聚落内涵,通过与关中地区其他庙底沟文化的聚落对比,揭示关中地区庙底沟聚落的典型特征。庙底沟文化同较早的半坡文化陶器、聚落,以及较晚的半坡四期文化陶器、聚落的纵向对比分析,可以总结杨官寨遗址在历史时空框架下的特点与地位,展示陶器及聚落的演变规律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复杂化进程。

杨官寨遗址位于陕西省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四组东侧,面积80余万平方米,为关中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的超大型聚落,主要由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组成。
庙底沟文化时期最大的环壕聚落
2004年,在泾渭工业园的一次修路工程中,杨官寨遗址被发现。今年7月初,在杨官寨考古工作队队长杨利平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杨官寨遗址。此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正在工地对墓葬区进行考古发掘。
长期以来,人们对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布局和墓葬形制缺乏了解和研究,而杨官寨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有望填补这方面的空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说,杨官寨遗址北区最重要的收获是庙底沟文化时期大型聚落的发现,这也是目前所知该时期唯一完整和规模最大的环壕聚落。
记者在平面图上看到,环壕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基本为南北向布局。杨利平告诉记者,环壕周长约1945米,壕内面积24.5万平方米,壕宽约8—13米,深约3—4.6米。在环壕西部发现门址一处,门址由两侧环壕、门道、排水设施、“门房”等构成。
“杨官寨遗址的先民能够组织修建如此规模的环壕聚落,说明其社会组成已经具有相当的进步性。”王炜林说,如此大的工程需要动用、组织相当多的人力才能修建,这表明当时社会结构的分化,聚落集团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可以组织聚落外的人集中修建这种大型的工程。
在环壕内部的中心区域,杨利平还带记者观看了已经发掘出的水池遗迹。杨利平向记者介绍说,储水池面积约为292平方米,深3.8米,初步计算容积量为1000立方米左右,储水池附带有95米长的排水设施,并经过了三次重复修建。杨利平推测,水池遗迹位于遗址的中心位置,可能是环壕聚落内部集中供水的设施,体现了环壕聚落的精心设计和巧妙布局。
从2014年底开始,杨官寨遗址墓葬区的发掘成为考古工作队的主要工作。墓葬区在环壕之外、杨官寨遗址的东北部,距离环壕420米左右,杨利平说,这也是庙底沟文化时期墓地的首次确认。据悉,偏洞室墓是庙底沟时期甚至史前时期首次发现的墓葬形制,杨官寨遗址墓葬和环壕的发现和发掘,为进一步探索庙底沟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填补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关研究的空白。
发现目前所知最早的专业制陶作坊区
目前南区的发掘工作已经结束,发掘面积约5615平方米,发现了大量仰韶中晚期各类遗存,其中以仰韶晚期半坡四期文化为主。
杨利平告诉记者,杨官寨遗址南发掘区最重要的收获是,在遗址南端一东西走向的断崖上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房址共发现13座,基本是平面呈“吕”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后室则借断崖之势挖成窑洞式,这是目前所知关中地区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
在房址和陶窑附近的灰坑中出土了大量完整的陶器、陶器半成品残片和疑似制陶用的轮盘等。还发现有专门存放陶器的窖穴,如H402内发现有完整陶器40多件,其中同样规格的尖底瓶就有18件。王炜林由此推测,这一区域很可能是半坡四期文化时期居民的制陶作坊区,这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专业制陶作坊区。
在王炜林看来,杨官寨南区该时期制陶作坊区的发现,从另一方面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分工。
在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地区,这一时期的窑洞式房址内大量建造有储藏间、窖穴等附属设施,可能与私有物品的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炜林表示,杨官寨遗址作坊区附近的H402中出土了大量相同规格的陶器,仅尖底瓶就复原了18件,这种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说明财产私有观念业已出现并且通过聚落形态得到了表现。
为探索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新资料
王炜林说,杨官寨遗址不仅有规模宏大、规划整齐的环壕,在环壕的东北部还发现了疑似夯土墙的迹象,遗址中发现如镂空人面器、浅浮雕蛙纹陶釜、“蜥蜴纹”彩陶等特殊器物,均未在其他遗址发现。这些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对进一步了解庙底沟时期的社会格局、社会组织形态提供了依据。
目前所知,庙底沟文化的分布范围以陕晋豫为核心,如果以彩陶作为参照,其影响力东至河南山东交界处,西达甘青地区,南至长江北岸,北抵长城沿线,是我国史前文化中分布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庙底沟文化完成了我国史前时期的第一次文化整合,对后来的中国文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受考古工作的限制,关于庙底沟文化的研究,大部分还只是停留在对其陶器的谱系研究上,关于这个时期的聚落及墓葬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涉猎。”王炜林说,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杨官寨遗址地处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的中心区,其约80万平方米的聚落规模,远大于同期其他诸如华县泉护村、夏县西阴村、陕县庙底沟等著名遗址。
“杨官寨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的发现,为庙底沟文化聚落的研究找到了一把理想的钥匙。”王炜林相信,随着今后对杨官寨环壕内部相关遗存探索的深入进行,关于庙底沟文化聚落的布局与社会结构,以及它对后来文明影响等问题的认识将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如今,《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考古报告》已经被列入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王炜林看来,伴随着遗址的进一步发掘,有望依据杨官寨遗址在关中地区的典型性,辨析庙底沟文化的聚落内涵,通过与关中地区其他庙底沟文化的聚落对比,揭示关中地区庙底沟聚落的典型特征。庙底沟文化同较早的半坡文化陶器、聚落,以及较晚的半坡四期文化陶器、聚落的纵向对比分析,可以总结杨官寨遗址在历史时空框架下的特点与地位,展示陶器及聚落的演变规律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31日第7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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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阅读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1期

近年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动下,陶寺遗址的发掘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内的大型建筑ⅡFJTI、中期王级大墓、大型仓储区等都是突破性的发现,陶寺遗址的聚落布局与结构已初露端倪。聚落形态考古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陶寺遗址作为一处具有中心性的聚落,是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十分关键的个案。本文通过陶寺遗址微观聚落形态与其所在聚落群的宏观聚落形态分析,以探讨其所反映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

关键词:聚落;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陶器;王炜林;杨利平;关中地区;发现;发掘;文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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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陶寺遗址的微观聚落形态考察

作者简介:

陶寺遗址中期观象台基址平面图
 

微观聚落形态研究一般是指对单体聚落的位置、布局和功能分区的研究。一个聚落对应着一个实际存在过的人类群体,既包括一般的村落,又包括超大规模的古代城址。陶寺聚落属城址聚落,聚落内重要的遗存大多发现于城址内。
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汾河东岸的塔儿山西趁,基本在陶寺村、东坡沟村、沟西村、宋村和中梁村之间。城址可分为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①,下面分早期和中期作以论述,以考察城址布局和结构的演变。

  杨官寨遗址位于陕西省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四组东侧,面积80余万平方米,为关中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的超大型聚落,主要由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组成。

宇宙观是关乎天、地、人三者关系在时空框架内发展变化的认知与理论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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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在《中原文物》2007年第3期

  庙底沟文化时期最大的环壕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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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在泾渭工业园的一次修路工程中,杨官寨遗址被发现。今年7月初,在杨官寨考古工作队队长杨利平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杨官寨遗址。此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正在工地对墓葬区进行考古发掘。

          图一 今本《周易》八卦方位图

  长期以来,人们对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布局和墓葬形制缺乏了解和研究,而杨官寨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有望填补这方面的空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说,杨官寨遗址北区最重要的收获是庙底沟文化时期大型聚落的发现,这也是目前所知该时期唯一完整和规模最大的环壕聚落。

[3]

  记者在平面图上看到,环壕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基本为南北向布局。杨利平告诉记者,环壕周长约1945米,壕内面积24.5万平方米,壕宽约8—13米,深约3—4.6米。在环壕西部发现门址一处,门址由两侧环壕、门道、排水设施、“门房”等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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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官寨遗址的先民能够组织修建如此规模的环壕聚落,说明其社会组成已经具有相当的进步性。”王炜林说,如此大的工程需要动用、组织相当多的人力才能修建,这表明当时社会结构的分化,聚落集团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可以组织聚落外的人集中修建这种大型的工程。

          图二 帛书《周易》八卦方位图

  在环壕内部的中心区域,杨利平还带记者观看了已经发掘出的水池遗迹。杨利平向记者介绍说,储水池面积约为292平方米,深3.8米,初步计算容积量为1000立方米左右,储水池附带有95米长的排水设施,并经过了三次重复修建。杨利平推测,水池遗迹位于遗址的中心位置,可能是环壕聚落内部集中供水的设施,体现了环壕聚落的精心设计和巧妙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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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4年底开始,杨官寨遗址墓葬区的发掘成为考古工作队的主要工作。墓葬区在环壕之外、杨官寨遗址的东北部,距离环壕420米左右,杨利平说,这也是庙底沟文化时期墓地的首次确认。据悉,偏洞室墓是庙底沟时期甚至史前时期首次发现的墓葬形制,杨官寨遗址墓葬和环壕的发现和发掘,为进一步探索庙底沟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填补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关研究的空白。

图三   陶寺中期城址平面图


[1]
凯文·林奇著,林庆怡等译:《城市形态》,华夏出版社,2001年。页53。

[2]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58页。

[3]
邢文:《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66~68页。

都邑性聚落布局的宇宙观理论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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