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梦簪的史学观念和史学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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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是科学高歌行进的时代。五四时期的科学呐喊,尔后的科玄论战,使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盖意义。随着科学领地的日渐扩进,具体的学术与知识领域也往往经历了一个科学化的进程;从史学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趋向。一、存疑原则与古史解构1923年,与张君劢以人生观的演讲拉开科玄论战的序幕几乎同时,顾颉刚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在该文中,顾颉刚大略地提出了关于古史的看法,其要义是把古史理解为一个“层累地造成”的过程。尽管文中的某些观点此前已开始酝酿,但其明确的表述,则开始于此文。作为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并不仅仅限于提供某种历史演化的论点,它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对传统的古史系统提出新的诠释,而这种诠释一开始便是在科学的旗帜下展开的。顾颉刚曾自述,“我的性情竟与科学最近”,其理想则是以“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来治史。(注:《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5页)正是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顾颉刚对传统古史观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古史的持久讨论,而顾颉刚本人则成为古史辨中的风云人物。西汶艺术网古史辨的主流是疑古,顾颉刚对古史系统的重新解释,以质疑原有系统为逻辑前提。他由辨伪书入手,进而萌发了“推翻伪史的壮志”。(注:《古史辨·自序》。)在比较了《诗经》、《尚书》、《论语》有关古史的观念之后,顾颉刚对尧、舜、禹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疑问。就禹而言,在《诗经·商颂》中,禹被视为开天辟地的神,在《诗经·鲁颂》中,禹开始被看作是最早的人王,在《论语》中,禹更具体地被描绘成一个耕稼的人王。尧舜的传说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诗经》和《尚书》中没有提到尧和舜,《论语》开始论及他们,但语焉不详;而在更后起的《尧典》中,其德行政事才逐渐具体化。至于伏羲、神农、黄帝等等,尽管他们在传统的历史系统中居于前列,但在文献记载中却是晚出的人物。由此,顾颉刚对传统的古史系统作出了如下概括:这种传说系统是层累地造成的。所谓层累地造成,是指,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越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注:参见《古史辨》第1册,第60页。)质言之,越是早出的文献,所涉及的古史越短;越是晚出的文献,它所构造的历史便越长。从逻辑上说,后起时代的人,似乎不应详尽地记叙前代人尚未提及的人物和事件,因此,这种记叙的可靠性便是值得怀疑的。西汶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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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弢–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介绍顾颉刚、胡适关于古史的讨论,并把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译成了英文出版,题为《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俨然把顾颉刚视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代表。3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A.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使后人能不断为之树碑立传。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而为今人所知。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性情中人,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会,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几乎每次古史辨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倡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种种影响,虽然治学兴趣不同,但个性风格有相似之处。顾颉刚的这种文风和性格,对历史学家来说,则是莫大的喜事,因为他自愿地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材料,为史家和读者了解他的为人治学,有极大的助益。略微可惜的是,本书篇幅不大,又以评论旁人的作品为主,因此并不能让顾颉刚尽兴发挥。但是,他的文风性格,还是有所体现。他所用的评语,非常直接、干脆,没有保留。他有时甚至将几个人的同类作品加以比较排名,分出名次,充分表现了他直率、真诚的个性。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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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史专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据他自己说,到民国二十年夏,“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二十年春天写的,因时局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国与民族》。他说:“此我所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寇辽东,心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未能杀青,渐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许。”看来《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古代中国与民族》是一书的异名,绝不会是两部书。书在未杀青定稿之前,对书名作些考虑是正常的。《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六月”,《夷夏东西说》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十月”。就是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使用在后。傅斯年可能认为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作为书名好些。尤足以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为他的中国古代史的书名的是《东北史纲》一书中的一段话:“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暨于济水入海处,此说见吾所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二月后出版。”因此,我就用它作了本书的书名(注:本文系笔者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拟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写的前言。)。1931年至1932年,我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时,听傅先生的课,课堂上他常说要写一本“FromTribetoEmpire”的书。《夷夏东西说》开头一段就已提到:“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夷夏东西说》的“总结上文”部分中他又说:“我们可以综合前几章中所论的结果,去讨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的过程中,东西对峙的总结局。”我倒觉得“从部落到帝国”更能准确地反映书的内容,因此,我就在书名《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之下,加了一个副题“从部落到帝国”作为书的全名。西汶艺术网《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一书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傅斯年自己已说《夷夏东西说》是他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周东封与殷遗民》是他“所著《中国古代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西汶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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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顾颉刚一家
顾颉刚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大学教授,代表作有《古史辨》、《当今中国史学》,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过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等职位。
顾颉刚的夫人
因数代单传,长辈们在顾颉刚13岁时就为他订了婚。他虽不满这包办婚姻,但又不敢抗拒。1911年1月27日,顾颉刚与同城的吴征兰女士结婚了,那时他尚不满18周岁。而新娘则大他4岁,是个纯粹旧式女子,两人本无感情基础,更无共同语言。但顾颉刚感其柔弱无辜,既然木已成舟,则“男女之情舍吾妇外,不应有第二人耳”,婚后他刻意培养夫妻感情,甚至还教她认字,写自己的名字。在1918年8月初撒手人间,生有两女。顾颉刚在多次向谭慕愚求婚被拒后,于1943年10月13日,接受友人萧一山、罗根泽的介绍,开始和张静秋女士交游。张静秋,江苏铜山人,1933年自北平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她笃信教育救国,一心在工作上,因此年届三十五岁尚未结婚。1944年4月4日,顾颉刚与张静秋订婚,同年7月1日在北碚结婚。因考虑当时公务人员生活太苦,不举行婚礼,不发请帖,亦不印谢柬,只招待一些极熟的朋友,在蓉香饭店请了客。
顾颉刚的孩子 顾颉刚女儿顾潮
顾潮,顾颉刚女,1946年9月生,籍贯江苏省苏州市。1970年北京农机学院水利系毕业。1981年入历史所工作。2001年任研究员。

内容提要:本文详细阐述了顾颉刚先生对我国历史学、民俗学学科创立和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及 其中国古史和民俗学研究的突出特点,即:以民俗学研究中国古史,以中国古史研究民 俗学,二者相互促进。关键词:中国史学;民俗学;奠基者;顾颉刚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58(2003)01-0144-07


顾颉刚先生(1893.5.8~1980.12.25),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省苏州市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20年北大毕业后留 校任职。一生主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诚明文学院、震旦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处任教授或研究员。他是我国的一位国学大师。2003年是他诞生110周年。进一步探讨、认识他在我国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一他是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者。1922年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对中国古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创造了震惊学术界的层累说。他把《诗经》、《尚书》、《论语》中之上古史料比较看着,说: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尧典》和《皋陶谟》我是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是春秋时的东西;哪知和《论语》中的 古史观念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论语》之后。我就将这三部书中说到禹的语句抄录出来,寻绎古代对于禹的观念,知道可以分作四层:最早的是《商颂长发》的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作一个开天辟地的神;其次是《鲁颂閟宫 》的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把他看作一个最早的人王;其次是《论语》上的禹、稷躬稼和禹……尽力乎沟洫,把他看作一个耕稼的人王;最后乃为《尧典》的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把后生的人和缵绪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尧、舜的事迹也是照了这个次序:《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此论一出,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蔡元培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颠扑不破的方法。钱玄同赞曰:真是精当绝伦。胡适指出:《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郭沫若评论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一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指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在史学界发生革命性 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现代史学的观念。的确建立了孔恩(T.S
.Kuhn)所谓的新典范,也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的法门,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前苏联历 史学家越特金(Р.В.Ъяткин)则说顾先生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立了第一块基石。1987年6月22日,北京英文《中国日报》评介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时进一步评价道:一位在六十年前曾给了二千年的旧的中国史学传统以毁灭性打击的历史学家,在中国当前学术重新认识本国文化之际,再度取得了他的声望。……顾颉刚……是国际承认的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同时也受到数量日益增多的国外学者的研究。据美国施奈德(L.A.Schneider)《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一书所言,西方研究顾颉刚者就不下四十余家,主要论著七十余种。(参见国学大师丛书顾潮、顾洪著《顾颉刚评传》刘起釪《序》及该书第2章)顾颉刚在中国史研究上开辟了新天地,写下了新篇章。二他是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是在蔡元培和周氏兄弟倡导下,1918年2月1日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发起的,随后常惠、张竞生、周作人、董作宾、魏建功、顾颉刚、容肇祖、胡愈之、孙伏园、郭绍虞等许多学者也参加了进来。他们都做出了贡献,其中以顾颉刚的开创性的功绩最为显赫,为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民俗学运动分为发端与开拓时期(1918至1927)、奠基与开展时期(1927至解放前)、新兴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这三个时期中,顾颉刚都有着非凡的表现。我们先看看他在民俗研究方面的成绩。1.搜集和研究吴歌1919年,在家乡苏州发动家人和亲友搜集当地歌谣200首,先后在北平《晨报》和北大《歌谣周刊》上发表,引起了沈兼士、魏建功对吴歌的讨论,魏建功、董作宾并为之注音。顾颉刚还写了《写歌杂记》等研究文章,北京大学出版了他的《吴歌甲集》。1936年,他还撰写了《吴歌小史》。胡适和刘半农为《吴歌甲集》写《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胡序说:该书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是道地的方言文学。颉刚收集之功,校注之勤,我们都很敬服。他的《写歌杂记》里有许多很有趣味又很有价值的讨论(如论起兴等章),可以使我们增添不少关于《诗经》的见识。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了一新纪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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