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黄宗羲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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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黄宗羲定律”?简单地说,就是某些传统王朝的赋税改革,将前面滥征的各种摊派与附加,与正税合在一起一并征收。然而改革之后,渐渐政府忘记了这一并征收的赋税,本身已经包含了摊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摊派。结果是改一次,赋税增加一回。最典型的莫过于明代的一条鞭法,改革后公私称便,朝廷的岁入也大为增加,但是后来朝廷又增加各种新的摊派和附加,最后是民不聊生,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朝廷葬送了自家的卿卿性命。这种现象,是明末大儒黄宗羲首先提到的,所以得了此名。严格来讲,这算不上什么定律。只是一种历史上出现过,但并不算太常见的现象。近世学者也注意过这个问题,钱穆先生曾经提及于此。但它名声大噪,却还要归功于秦晖先生将之命名为“定律”,而此定律又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注意,以至于一时间,大报小报,嚷个没完,连我当年学农机的同学,都来问我是不是又出了一个叫黄宗羲的数学家,搞出了一个什么定律。说实话,这种现象或者说“定律”之所以能出现,关键在于政府开支的增加。中国古代是农业国度,国家的收入主要依赖取自农民的赋税,来自工商业的税收,主要用来支付皇家私人度用的开支。由于缺乏近代的金融系统,因此无论工商业发达与否,国家对其的监管都没有可靠的手段,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因此,也就难以依赖这种其实并不小的财源。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问题,由于来自农业的收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除了出现全国性的灾荒),但增长速度却慢,而且即使增长,由于政府税收是依靠几乎很难有多少变化的黄册和鱼鳞册来征收的,也很难反映到税收上。因此,那个时代的政府,基本上是量入为出,每个部门都有固定的款项,也有固定的开支,凡属重大的事务,也都有固定的拨款,比如漕运、河道修缮等等。国家的机动开支很少,一般只准备两项,一是备荒,二是应付战事。比较起来,应付饥荒的储备还算充足,但对付战争的准备就显得相当有限,一旦战事拖得久一点,储备就会告罄,非得挪用它款方可。这种政府财政体制,最害怕的是两种情况,一是突然事件以及额外的开支,二是旷日持久的战事,两者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的拆东补西,一系列的财政紧张,一系列的拖欠,多少年都回复不了正常。如果连拆东补西都应付不了,那么只好增加税收,一般是在正税之外再加摊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古代号称君主专制,但皇帝大修宫苑的时候总是会遭来大批的谏章,户部,不,整个官僚体系都紧张得了不得,皇帝意志要想贯彻下去,总是大费周章。当然紧张归紧张,这种开支有时还是非添不可,结果最后还是在摊派上打主意了账。其实,引起摊派增加的因素还有一个,而且相当重要,这就是政府机构的膨胀和自身的腐败。我这么说,有人是会有异议的,因为总的来说传统时代,特别是明清,国家机构是比较固定的,多少年机构不动,额员不增,引得那时候来中国的传教士们羡慕得紧,回国就夸个没完,害得欧洲启蒙运动的时候,中华帝国居然是哲人们鼓吹效法的榜样。直到现在,某些外国学者依然认为,中国古代用最少的行政官员,管理了一个过于庞大的帝国,有着非常高的行政效率。然而,实际上明清的政府机关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精简,那样的有效率。政府机构虽然正常的额员增加起来较难,新机构的设置更是不多见,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机构就不膨胀,人员就不扩张。膨胀的途径一是添设临时机构和人员,像晚清那样,没完没了地设“局”,“委”员(这里的“委”是动词,不过委员一词的确也是从这里来的)。其途径之二,更常见的膨胀情形则是政府属吏的增加。现在我们有些学者一谈到眼下的政府机构臃肿问题,往往会拿传统时代做比较,说是那时候一个县只有两三个政府官员,而县以下连一个都没有。其实,这样说是不符合实际的,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无疑是实情,但县上的政府官员绝对不可能只有两三个。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古代制度都知道,明清地方基层政府除了正印官之外,还设有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这与中央政府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每房都设置若干司吏、更多的典吏和书手。事务比较繁忙的户、刑两房甚至还加设科,每科设置一个专门的司吏和一群辅助人员。六房书吏之外还三班衙役,其中有站班跟班的皂隶,有负责追捕人犯的捕快,还有狱卒、门子、库兵等等一干杂役。书吏和衙役加起来,每个州县至少得有近百人。这些都是名副其实吃政府饭的人,实际上都等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家干部”,虽然在法律上,衙役属于三代不能科考的下等人,但在实际的政务操作中,农民见了他们依然怕得要死,都得尊称他们为“捕翁”和“班翁”。所以,不能说不拿俸禄就不是政府官员。书吏的额员虽然按理也是有定数的,但实际上远没有“朝廷命官”那样严格,而且书吏薪俸极其微薄,收入主要依靠陋规,他们的膨胀一般不会引起上级政府财政上的问题,所以,每当一个朝代年头久了,整个政权机器开始运转不灵的时候,书吏就会像气吹的一样膨胀起来。衙役就更是如此,他们连工资都没有,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补贴,所以人员的扩张就更方便。一般在正役之外,首先加上“帮役”,然后帮役之外再加“白役”,成十上百地加上去,很快一个县的衙役就会逾千。虽然国家规定衙役法律地位低下,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在一个大多数人都要靠在土里刨食的情况下,想要不吃苦而且过得好一点,混入政府绝对是个比较好的出路。往往是越是王朝末季,吏治越腐败,赋税越重,因而流离人口也就越多,各种案件也就越多,所以也就有越多的理由添加衙役。而添加的衙役越多,却只能使社会状况更加恶化,形成了解不开的恶性循环。除了书吏和衙役之外,一个衙门里还有正印官自己出钱雇的师爷、长随等人员,虽然是官员自己出钱,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实际上也等于是政府开支。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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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1610.9.24-1695.8.12),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着作宏富,一生着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生平介绍 为父鸣冤,庭锥奸党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其地现名浦口村,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曾梦见麒麟入怀,所以,宗羲乳名麟儿。父黄尊素,万历进士,天启中官御史,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下狱,受酷刑而死。崇祯元年魏忠贤、崔呈秀等已除,天启朝冤案获平反。黄上书请诛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出袖中锥刺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人称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
得拜名师,入社兴学
黄宗羲归乡后,即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又从学于着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
崇祯四年,张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黄宗羲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这年,他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为首领的诗社;后来,黄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宗炎、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
明亡抗清,兵败隐居
崇祯十五年,黄宗羲北京科举名落孙山。冬月初十,宗羲回到余姚家中。崇祯十七年春,明亡。五月,南京弘光政权建立,阮大铖为兵部侍郎,编《蝗蝻录》(诬东林党为蝗,复社为蝻),据《留都防乱公揭》署名捕杀,黄宗羲等被捕入狱。翌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崩离,黄乘乱脱身返回余姚。闰六月,余姚孙嘉绩、熊汝霖起兵抗清。于是,黄变卖家产,召集黄竹浦600余青壮年,组织世忠营响应,着《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鲁王宣付史臣颁之浙东。顺治三年二月,被鲁王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五月,指挥火攻营渡海抵乍浦城下,因力量悬殊失利。六月兵败,清军占绍兴,与王翊残部入四明山,驻杖锡寺结寨固守,后因其外出时部下扰民,寨被山民毁而潜居家中,又因清廷缉拿,避居化安山。六年朝鲁王,升左副都御史。同年冬,与阮美、冯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长崎岛、萨斯玛岛,未成而归。遂返家隐居,不再任职鲁王行朝。顺治七至十一年,遭清廷三次通缉,仍捎鲁王密信联络金华诸地义军,派人入海向鲁王报清军将攻舟山之警。期间家祸迭起,弟宗炎两次被捕,几处极刑;儿媳、小儿、小孙女病夭;故居两次遭火。顺治十年九月,始着书讲学,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年-1679年),于慈溪、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设馆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
入清拒仕,着述以终
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学生代为力辞。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敦请赴京修《明史》,以年老多病坚辞。康熙帝令地方官抄录其所着明史论着、史料送交史馆,总裁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万斯同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是年黄宗羲始停止讲学,悉力着述。二十二年,参与修纂《浙江通志》。廿九年,康熙帝又召其进京充顾问,徐乾学以老病恐不能就道代辞。
康熙二十五年,王掞视学浙江,倡议在黄宗羲故居黄竹浦重建忠端公祠,宗羲写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次年,王掞又捐俸汇刻刘宗周文集,宗羲与同门友董玚、姜希辙一起编辑了《刘子全书》,并为之作序。
康熙二十七年,黄宗羲将旧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这年,他自筑生圹于龙虎山黄尊素墓侧,并有《筑墓杂言》诗。康熙二十九年,黄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苏州等地寻访旧迹,拜访朋友。次年,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黄山,为汪栗亭《黄山续志》作序。康熙三十一年,黄宗羲病势沉重,闻知贾润刊刻其《明儒学案》将成,遂抱病作序,由黄百家手录。次年,《明文海》编成,宗羲又选其精粹编为《明文授读》。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1695年8月12日),黄宗羲久病不起、与世长辞。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问》,嘱家人丧事从简:死后次日,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遗体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黄宗羲在临终前四天给孙女婿万承勋的信中写道:总之,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着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
黄宗羲曾自云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这正是黄宗羲一生的写照。
个人着述
黄宗羲一生着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着为类,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黄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又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刊印的《黄宗羲全集》,精装,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是收集黄宗羲诗文最全的版本。
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现代学者秦晖在他的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中总结出的定律。
内容是: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层层剥削;不管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2003年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参加湖北省人大代表讨论时说: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进黄宗羲定律怪圈。并郑重表示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全国废除农业税。2006年1月1日起,在我国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正式取消。

黄宗羲主要观点有哪些

本名:黄宗羲

黄宗羲是著名的思想家,一生有很高的成就。他在文学、数学、思想、天文学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建树。一生著有大量的著作,诸如《明夷待访录》、《明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等等。

别称:梨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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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

所处时代: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汉族

主要作品:《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南雷文定》《四明山志》

主要成就: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黄宗羲–梨洲先生

黄宗羲(1610.9.24-1695.8.12),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与陜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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